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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淳之治（第1页）

乾淳之治

政治

宋孝宗吸取秦桧长期位居宰相、形成盘根错节势力的教训，大大缩短了宰执的任期。孝宗时刻提防宰执发展个人势力，结成朋党。孝宗还十分严格地遵守外戚不预政的“家法”，成功地防止了如同后来韩侂胄、贾似道以外戚擅权揽政的局面。在宰执集团内部的宰相与执政的关系上，宋孝宗也力图使参知政事成为牵制宰相的力量。

北宋初年，参知政事的设立，确实起到了分割、削弱相权的作用，而且宰执间议论政事，“自相可否，或至面相切责，退不相衔”。但是，在“元丰改制”后，参知政事废而不置，其职事归中书、门下侍郎和尚书左右垂，成为宰相的属官。南宋建立后，虽复置参知政事一职，但其地位、权力和作用已不能和初设时相比。

此外，宋孝宗还加强台谏官的监察职能，其主要目标是针对宰执集团，尤其是针对宰相的。首先，孝宗将台谏官的除授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以切断宰相与台谏官之间互相援引、倚为鹰犬的关系。孝宗勤于理政，在南宋诸帝中还是出类拔萃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蚤夜孜孜不敢怠惶，每日灵时已无一则自事，思日：岂有未至者乎?则求三两事反复思虑，唯恐有失。”以致在他禅位光宗的前一天，还在亲自除吏。通过对孝宗理政的考察，不难发现，在他日理万机，事必躬亲的背后，隐藏着他对大臣百官的不信任，唯恐被他们蒙弊。

军事

在军事上，整军兴武，宋孝宗在五年间，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阅兵，还积极选拔将领，自己也学习骑射。南宋的军队战力有很大的提高。

主张抗金的大臣张浚已于和议前去世，宋孝宗转而依靠指挥采石之战的虞允文。虞允文于乾道五年（1169）升任右相兼枢密使，乾道八年升任左丞相（新官制）。

南北对峙

宋孝宗决定采取分别从江淮、四川东西两路攻金的策略，因而任命虞允文为四川宣抚使。此前一年，宋孝宗还将三衙之一的侍卫马军司移屯建康，以建康作为宋军东路的前进基地。但是，虞允文到四川后，却迟迟不能确定出兵的日期，而且不久即于淳熙元年（1174）病死，使得宋孝宗与虞允文相约东西两路攻金的战略落空。

此后，宋孝宗虽然也整军练武，积极作好攻金的准备，又几次以接受金朝国书仪式不平等而发难，企图以之激化矛盾，引发军事对抗，但他既受制于太上皇高宗，又得不到大臣们的支持，每次都以太上皇有旨而姑听仍旧。“寿皇圣帝（孝宗）之志，未尝一日而忘中原也，是以二十八年之间，练军实、除戎器、选将帅、厉士卒，所以为武备者，无所不讲”。

金世宗也“每戒群臣，积钱谷，谨武备，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终不可恃’，盖亦忌帝（宋孝宗）之将有为也”。

但始终制约宋孝宗的太上皇宋高宗，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才以81岁的高龄去世，宋孝宗已是年过60的花甲老人。

南宋的政局需要不断的扩充军事力量，在内地和边防增招兵员，但是鉴于当时养兵费用浩繁，宋孝宗大胆改革军事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义兵制。“籍民家三丁取一，以为义兵，授之弓弩，教以战阵，农隙之时，聚而教之”。义兵制的实质在于寓兵于农。义兵既不脱离生产，又不荒废教阅，既壮大了军事力量，又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当时四川地区共有义兵5。3万人，与等额官军相比，每年节省财政开支六七百万。采取义兵制也是迫于当时国家的需要，一方面军事力量不足难以抵御外侵，一方面国内经济尚需发展，民不富裕，财政压力大，因而只能采取此种能稍稍两全之策。像选拔文官一样，宋孝宗非常重视军事人才的选拔，要求各地荐举将领不受等级和数量的限制，经武举考试合格者，还必须到军中涪熟军政7年，枢密院设置诸军大小将领的花名册，以备随时抽验考核。

经济

改革财政

宋孝宗为了恢复北宋中期的盛况，首先从整顿内政入手，安定民心，改变以往赈灾方式，就是社仓法。又改变盐钞，将官府拖欠盐商的钱还给盐商，又放宽了盐的专卖。宋孝宗又取消了很多加耗。大力削减冗官，又严格控制萌补任子，以前不加考核的官员儿子即可当官的情况没有了。对官吏还经常考察实际才能，不合格的都予以革职。

发展经济

注意发展经济和文化发展经济，首先在于减轻人民负担。宋孝宗不仅屡次下诏减轻人民负担，而且注意实效。例如，南宋初年以来，经常提前征收本税季的田赋，称为“预催”。夏税虽然规定是八月半纳毕，而主管税收的户部却规定，七月底以前就要送到首都临安。到宋孝宗时，已提前到五月，甚至四月送到户部，各地必须三、四月就要征收，而此时的农作物根本没有成熟，虽然多次下诏禁止，但户部并不执行。因为，每年四、五月间指靠预催到的61万贯折帛钱供开支使用，若不预催，“恐至期缺误”。淳熙四年（1177），孝宗得知后就说：“既是违法病民，朝廷须别作措置，安可置而不问。”于是，参知政事龚茂良提出，将户部原先每年八月向南库借的60万贯钱，提前到四月上旬借用，“户部自无缺用，可以禁止预催之弊”。宋孝宗随即下诏，此后必须按照规定时间收田赋，违者劾奏。拖延多年的预催问题，在宋孝宗亲自干涉下终于得到解决，至少在宋孝宗时期因而“民力少宽”。

又如地方官常以“羡余”名义进奉钱财，希望得到皇帝的恩宠，宋孝宗在乾道五年（1169）时就指出：“今日财赋安得有余”，并且表明不接受地方官进献的“羡余”。

但到淳熙五年，绍兴知府张津，又将“本府支用剩钱四十万贯”作为羡余进献，宋孝宗诏令将此钱即作为“代纳今年和买、身丁（税钱）之半，如有的人户今年已纳，则折算成明年应纳税钱之数，宋孝宗以之“警厉臣工，风动中外”，规劝官员为民多办实事。

兴修水利

宋孝宗经常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勉农桑，尽地利”，指出“水利不修，失所以为旱备”，而且注重水利的实效。

如在淳熙二年（1175）时指出：“昨委诸路兴修水利，以备旱干，今岁灾伤，乃不见有灌溉之利，若非当来修筑灭裂，即是元申失实”，并对江东路失职官员给予降官以示惩罚。

孝宗时“水利之兴，在在而有，其以功绩闻者既加之赏矣，否则罚亦必行，是以年谷屡登，田野加辟，虽有水旱，民无菜色”，虽不无夸张，但大体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改革纸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