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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盛世 上（第3页）

冶铁

洪武年间，全国官营铁矿有13所。这些铁冶，除炼生铁之外，还炼熟铁和钢。但官营矿冶总的说来是停滞不前的。它的生产完全依其他官营手工业部门对生铁原料的需要而定，时而开采，时而封闭，产量极不稳定。而民营矿冶却在稳步发展，这从历年民矿向政府交纳的贡课中可以看出。永乐元年（1403年），民间交铁课79800多斤；宣德九年（1434年），增加到555267斤。明朝规定，铁课三十取二，按此计算，在30年中，产量当从近120万斤增至830多万斤，上升七倍。冶铁业中官矿衰落、民矿发展这一趋势，是明代矿冶业，也是其它手工业共有的现象。

造船

明初的造船业曾居世界前列。南京城北龙江（亦叫龙湾）和太仓刘家港是当时造船业基地。郑和下西洋所用的船，多半是龙江制造的。其他各地的造船业也都很发达。各地造船种类很多，有遮洋造、备倭造、战船、浅船、风快船、黄船，等等。其中海运税粮的遮洋造最大，可装载粮食四五百石。

永乐元年（1403年）5月，明成祖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艘；永乐元年（1403年）8月，命京卫及浙江、湖广、江西、苏州等府卫造海运船二百余艘，明成祖还命令福建的所有中国造船厂承担大规模的造船任务。

人口

据明朝官方记录洪武三十五年，明朝人口56301026，赋税粮30459823石；永乐元年，明朝人口66598337，赋税粮31299704石。“在永乐至嘉靖（1403年—1566年）的163年中，人口变化很大，但从黄册的人口统计数字来看，人口数量始终处于徘徊状态，并没有增加多少。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全国人口为63，654，248，仅比洪武26年的人口增加3，108，436，这个数字与实际人口差距较大，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主要是明中期政治逐渐腐败，统治阶级不重视人口的统计，因之典册的编制失实，人丁隐瞒。虽然黄册记载人口，但每次编造黄册，舞弊多端，往往是旧册的抄袭，仅依赖户部的复查，是无法得到精确数据的。所以王世贞说：“国家户口登耗有绝不可信者””。

文化

编纂大典

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命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纂修大型类书，至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编成《文献大成》，即《永乐大典》。这部《永乐大典》与清朝人修纂的《四库全书》不仅形式不同，目的也不同。修纂《永乐大典》并非出于文化专制的目的，而只是为了保留下更多的史书，能够为后人所用。《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收录入《永乐大典》的图书均未删未改，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最大的百科全书，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比十八世纪中叶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要早300多年。

《永乐大典》收录古代重要典籍至七八千种之多，上至先秦，下达明初，这在当时真可以说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得藉以保存流传。收录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释庄、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医卜、文学等，无所不包。所辑录书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这就更加提高了保存资料的文献价值。全书体例“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检索非常方便。

《永乐大典》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全书正文22877卷，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3。7亿字。书中保存了中国上自先秦，宋元以后的佚文秘典，下迄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达8000余种，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

这个集成对于学术研究，对于阐述伦理和权威问题上的正统观念，对于科举考试，对于定出公共行为的官方法典来说，都是有用的。除了《永乐大典》外，其余几种小型汇编都曾在官员、帝国的学校和应科举试的士子中散发；有几种甚至送到了日本、朝鲜这样的藩属国家，从而在国外也促进了正统的儒家意识形态。总之，他们形成了士人阶级的理智观和文化观，同时又为帝国政府奠定了意识形态的原理。

在编撰《永乐大典》的同时，明成祖还命令一批翰林学士汇编朱熹和朱子学派其他宋代大师所写关于《四书》《五经》的注疏，并且摘编他们关于人性问题的哲学论述。这些汇编著作在1415年10月完成并呈报朝廷，用《五经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为书名，在1417年4月予以颁行。这个做法正式承认他们是熟悉儒家学说的法定的捷径。

尊崇儒家

他利用科举制及编修书籍等笼络地主知识分子，宣扬儒家思想以改变明初嗜佛之风，选择官吏力求因才而用，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抑佛尊道

明成祖在位期间，一方面严厉整顿和限制佛教，完成了对明代整顿和限制佛教政策的补充和完善，另一方面又大力对之加以提倡和保护。明成祖对佛教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对他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佛教整顿和限制政策也为后朝所沿用，影响深远。

明成祖崇奉真武神，大修武当山宫观，扶植武当道教，这是明史和中国道教史上的一件大事。

民族

明初朱元璋比较注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政策。明成祖继承太祖的一些有效作法，进一步加强了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政治上，稳定政局，安抚四方。明成祖即位后，对政治上的建设尤为重视。他认为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必须慎重，“四夷顺，则中国宁”，只有安定四方，才能长治久安。因此，他注重从政治上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并注意政策的实效；在军事上剿抚并行；经济上减免税负，加强贸易往来，实施屯田；文化上，积极推广中华文明。

西藏各派

早在1207年，成吉思汗的使者已经到过西藏，蒙古人与西藏发展了一种关系，即西藏人接受蒙古的保护和承认其宗主权，同时给蒙古的统治者们提供精神指导。

在明朝掌握政权时，西藏寺院教团之间的宗教对立常常导致公开的战争；宗教和政治权威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得银协巴（中国称哈立麻）以善行法术著称于世，明成祖在为燕王时已闻其名。

明成祖在1403年登基时，派了一个由以后多次被用作外交官的宦官侯显和著名印度僧人班的达的弟子智光率领的使团去西藏。使团邀请得银协巴去南京。得银协巴在一开始派出一个纳贡使团后，在1407年4月亲自去明廷，受到隆重的接待。他应请求为皇帝死去的双亲举行宗教仪式，据记载他施展了许多魔法，如使许多神祇显形，制造鹤、狮、花雨、甘露的幻象等等，时间长达22天。他和他的随行人员受到重赏，取得了响亮的官衔，并前往山西省重要的中国佛教中心，在那里又举行了仪式，然后返回西藏。他在以后至少与明朝廷交换了三次礼品。次年，明成祖加封哈立麻，赐领天下释教。侯显因奉使有功，擢为司礼监太监。此后，侯显又数次奉诏出使各国。

他的继承者通哇顿丹（1416年—1453年）到15世纪40年代末一直派来使团。明朝朝廷显然不知道得银协巴之死，所以认为这些使团都是他派出的。1413年，萨迦派的教长（关于他的法力，皇帝也已有所闻）应邀来北京。他也受到隆重接待，并于1414年由宦官护送回藏。此后萨迦派的住持继续派使团来中国，直至15世纪30年代。

明成祖还试图把当时最伟大的宗教人物，即格鲁派（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1357年—1419年）请到明廷。到15世纪初，宗喀巴主张的一种新的和更严格的寺院生活很受人注意，所以在1407年，明成祖请他来朝廷。

其他西藏的宗教领袖也受到推动而与明朝发生联系。

蒙古诸部

建文四年（1402年），元顺帝后裔坤帖木儿被部酋长鬼力赤杀害，鬼力赤本非元帝后裔，各部多不服。鬼力赤遂弃大元皇帝称号，改号鞑靼，自称可汗。永乐元年（1403年）二月十二日，明成祖遣使贻书鬼力赤以通好，并赐与银币等物。同年七月十五日，又遣指挥革来等人诏谕鬼力赤，再申讲好修睦。

明成祖通过搞分化、赏赐和平定外蒙古的不听命于他的东蒙古人和瓦剌（西）蒙古人以及在其南面住在东内蒙古的兀良哈诸部落，想方设法在北方边境取得和平。在他征剿叛逆的阿鲁台和马哈木部落领袖的同时，他还派使团带着礼物邀请所有人在纳贡制度下进行贸易。明朝廷利用这一制度出于几个目的。它提高了朝廷的威信；它能不求助于武力而使游牧民安分；它为明朝骑兵提供马匹的来源。蒙古诸部落接受这样的安排，因为他们需要取得中国的货物，虽然当他们的需要不能通过贸易得到满足时经常袭掠边境。

为了控制蒙古纳贡使团的次数和规模，他们来华的路线和入境点、他们在朝廷呈献时的礼仪、朝贡品应付的价格、以及送给部落领袖及其使者的礼品，明朝廷都制订了细致的规定。例如，兀良哈诸卫获准每年派使团两次，每次300人，一次在皇帝生日时，一次在中国的元旦。但是这类规定从来没有严格实施过，也没有用于更远的东蒙古人和瓦剌蒙古人[57]。蒙古使团一般呈献马、家畜作为贡品，要求报酬、礼品、官职和贸易特权。朝廷以钱钞、白银、丝绸、纺织品、官品和官衔赏赐给部落领袖及其使者，以高价收取贡品，并准许蒙古人在指定的地点进行贸易。例如，在1404年和1406年为女真和兀良哈诸部落在开平和广宁设立两个马市。但是朝廷派的官员（通常为宦官）出于私利，经常改变赐给蒙古人的礼物的规格和他们贡品的价值。这样就常常引起纠纷和对边境的劫掠。

已在辽东半岛定居的来自泰宁、朵颜和福余三个卫的蒙古人在永乐年间派出了最正规的纳贡使团。这是因为他们靠中国的礼品、补助和定期贸易为生，而朝廷则需要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以确保北方边境的安全。根据《明实录》，兀良哈部在某些年份（如1403年、1406年、1413年和1416年）作为一个正式的集体前来朝廷，但一般地说，这些使者被认定是代表个人的，呈献的贡品也多于容许的数量。他们的贡品主要是马匹；1414年的一次他们带来了约3000匹马。他们的纳贡使团在1410年、1411年、1418年和1422至1424年这些年份停止来华。中断出在他们参加了阿鲁台或瓦剌人的叛乱时期，如1422年；这一次他们被阿鲁台征服，被迫参加他的事业。但是，当和平恢复，明廷继续接受兀良哈的使团，甚至为了保持和平，还容忍偶尔发生的边境劫掠事件。

在阿鲁台统治下，东蒙古人继续与明朝保持纳贡关系。明朝容忍经常爆发的小的敌对行动，因为他谋求维持边境的和平。已知阿鲁台早在1408年就派过一个使团，但在1410年征蒙战役中他战败后，他才开始定期派出使团。在1410至1424年期间，阿鲁台派了27个使团至明朝廷，此数超过了规定，而且在连续的两年（1413年和1414年）中他共派了11个使团。贡品主要为马匹。作为回报，明朝廷赐给他和他的使者纸钞、白银、丝织品和各种生活用品，授予他们官衔并慷慨地酬答他们的贡品。在1421年、1422年、1423年或1424年明帝征讨阿鲁台时期，没有纳贡使团来朝。但一旦战争结束，朝廷又不加指责地接纳他的使团，其中两个使团在1424年8月皇帝死后不久到达。

瓦剌蒙古人也与明朝保持纳贡关系，在此同时又几次袭扰边疆进行劫掠。1408年10月，马哈木派第一个纳贡使团携马匹前来明朝廷；他得到了封地并被赐给一枚王的印玺。1409年其他两个瓦剌部落领袖也得到类似的封赏。除了1414年、1416年、1420年和1422年，瓦剌人每年派正规的使团来华。这些使团一般来自马哈木，但也有少数是其他部落领袖派出的。贡品主要为马匹。瓦剌使团在1414年中断来朝，当时马哈木造反；但在1415年瓦剌人恢复进贡。1418年4月，在马哈木死后两年，他的儿子脱欢与其他两个部落的领袖来到朝廷，要求继承他父亲的品位。这一请求被批准，于是脱欢派使团几乎岁岁来朝，一直到了永乐统治的末年。

女真各族

明成祖想方设法要把满州诸女真部落纳入纳贡制度之中。女真诸部落包括定居在鸭绿江西北和长白山之南的建州和毛怜部落；住在松花江和阿什河附近的半务农的海西女真；沿鸭绿江和乌苏里江靠渔猎为生的好战的生女真。明成祖有四大目标：保持满洲的安宁，以便他能集中精力对付蒙古的威胁；不让朝鲜成为在满洲支配一切的力量；促进诸如马匹和裘皮等产品的交易；在较为发达的女真部落民中传布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