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部落到家族,家族到诸侯国,诸侯国再到天下九州的真相!
暴力组织为了追求长期血酬收益的最大化,就注定会逐步演变成讲规矩的官军,而国家就是囊括了官军的外在体现。
当王朝濒临崩坏,官军为了追求自保,同样也会被迫竭泽而渔地追求短期血酬收益的最大化,也就有了养寇自重、横征暴敛、叛乱四起,直至改朝换代。
至于黄宗羲定律,这就更加绝了!
这个定律几乎完美解释了,为何历代王朝总会周而复始的重复着“开国一盛世一衰落一中兴一衰落一灭亡一开国”的循环周期律。
王朝的命脉在于国家的税收,而税收的多寡又取决于王朝的需求,正如林先生开头所讲,历代王朝都是封建且专制的。
所以就注定了王朝总会在其中后期的时候,因为各种各样的需求,比如战争、外患、黄河泛滥、天灾人祸等等,而去有选择地增加国家的税收。
这就是欲望的开端,也是万恶的源头,一旦起了这个头,那王朝后续的加税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加税一时爽,一直加税一直爽!
可能开始的时候,百姓的赋税实际很低,所以即便朝廷说要为了打仗,加税一两成,百姓也不会有太大的怨言。
可等到战争结束,这一两成的加税并没有停止,反而一直持续了下去,成了正税的一部分。
“没有人”觉得不合理,也“没有人”去质疑朝廷这样默认多收一笔税钱的行为。
朝延尝到了甜头,就继续巧立名目,维续给百姓加税,直到百姓彻底受不了,官逼民反了。
王朝覆灭,进入下一个轮回。
新开的王朝虽没有再搞苛捐杂税,但同样也没把前朝的摊派多征给免去,只是将其合并为一,定为正税的份额,并且禁止后代再加税害民。
然后呢?
没有用!
在黄宗羲定律的无形大手之下,朝廷总会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面临暂时的钱不够花,国库入不敷出,就只能稍微违背一下“祖训”,去给百姓加税。
等尝到了甜头,又是控制不住,继续加税,直至官逼民反……
如此循环往复,没有一个王朝能够摆脱黄宗羲定律的怪圈陷阱。
汉、唐、宋、元、明不断累积之下,到了本朝大明,说是要“薄税养民”,实则正税的税额早已比之重税的两宋都差不了多少。
为什么康熙要搞“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因为黄宗羲就是明末的人,他既然提出了问题,清朝当然有明白人能看出来问题的严重,也知道清朝的赋税早就已经高的吓人,比之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的明末都差不了多少。
为了能稳定民心,安抚百姓,康熙便下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圣旨。
什么?减税?
减什么税,那都是螨清八旗老爷们的钱,为什么要减税?
讲个笑话,螨清都入主中原了,都还在征收“辽饷”。
我收钱打我自己?
杨士奇听罢朱高炽的简述,沉吟良久,忽地站出来说道:“陛下,林先生所讲《国家管理科学》确实颇有道理,国家之所以败坏,在于军队盲目追求血酬,官吏盲目追求仕途与财富。
但若以考成新法,取代‘京察’和‘大计’,来使吏治变清,或许会有效果,可举国上下的官吏,恐怕也将因此而惶惶不可终日!”
杨士奇说这话不是出于私心,而是觉得这样是否有些矫枉过正了。
改革本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如此重拳下去,怕是全天下的官吏都得感到恐慌了。
朱高炽尚未开口,夏原吉却是站了出来,驳回道:“杨侍郎所言或许有些道理,但杨侍郎可知前宋庆历三年,时范仲淹(第二年写的《岳阳楼记》)为宋廷参知政事,上书建议十事,主张建立严密的任官制度,而深忧各路(省)监司等官吏‘不才’,便下决心澄清吏治。
范仲淹翻阅登记各路监司的簿册,凡遇不才(庸官、贪官等)姓名,皆一笔勾之,以次更易。而枢密使富弼平日素以‘丈’(长辈)尊称范仲淹,见此情景,便试图劝阻他说:丈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
范仲淹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以“不才”官吏一家之“哭”,而换取一路百姓不“哭”,这是范仲淹任免官员、澄清吏治的主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