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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李世民与魏徵(第2页)

北齐文宣帝高洋以征伐着称于世,执政后期酗酒无度,滥杀无辜,是史上出名的暴君。

魏徵见太宗突然问及文宣帝,知道他心生悔意,便委婉的说:“文宣帝虽然狂悖,但在与人争论时,如果理屈也会顺从。他的青州长史魏恺出使南梁返回,被改任为光州长史,不肯赴任。文宣帝责骂魏恺,魏恺却振振有词的说‘臣在大州(古时以人口多少、地盘大小区分大、小州,青州辖地、户口均远超光州)当长史,奉命出使南梁,有功无过却被打发到小州任职,臣不服。’文宣帝琢磨了一会儿,觉得魏恺说得有理,便赦免了他。这是他的长处。”

太宗感叹道:“你说得对。卢祖尚虽然有失人臣节操,但罪不至死,朕做的有些过分了。这么看来,朕还不如文宣帝!”随即恢复了卢祖尚官爵。

还有一次,有个叫李好德的官员精神出了点问题,说了不少自己能当天子的疯话,太宗诏令有司调查。大理丞(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张蕴古审讯后如实奏报:“张好德精神不正常,按律不应治罪。”

御史权万纪弹劾张蕴古,说张蕴古曾在相州任职,那时张好德的哥哥张厚德是相州刺史,做过张蕴古领导,他这是有意徇私包庇,所奏情况与事实不符。

张蕴古曾因呈献《大宝箴》,分析朝政得失,得到太宗赏识,被太宗直接从基层提拔为大理丞。

听了权万纪汇报太宗不禁大怒,认为张蕴古有负他的期望,当即下令斩杀了张蕴古。

不久太宗心生悔意,颁下诏书强调说“从今以后,但凡死罪,即便立即执行,也需奏告三次方可行刑。”

权万纪与另外一名御史李仁发,均靠揭发检举他人得到太宗信任,满朝文武对两人恨之入骨。

魏徵看到太宗这纸诏书,趁机劝说太宗:“权万纪和李仁发是阴暗小人,专门把诬告他人当作公直,把进献谗言当成忠心。陛下您并非看不清这点,只是想利用他们来警示鞭策群臣罢了。他们却打着您的旗号胡作非为,由他们所弹劾的官员,大多并非真的有罪。陛下您纵然不能任用贤良改变风气,也不能重用奸邪自毁形象啊!”

太宗沉默良久,赏赐给魏徵五百匹绢以示嘉许。不久,权万纪、李仁发罪行暴露,被依法处置。

魏徵的话对太宗震动很大,被他处死的这两名大臣,均是朝中贤良,只因轻微过失就横遭惨死。特别是张蕴古,明明是阐述事实,太宗却轻信诬告,斩杀了这名忠直敢言的大法官,忘记了魏徵曾说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在魏徵劝说提示下,太宗痛定思痛,把“死刑需三次奏告”的诏旨写进律法,明确“凡判决死刑的,于执行前两日内,需两次奏告核准;执行前一天再经过三次奏告核准方可实行。行刑当天,宫中分管膳食的部门不得安排酒肉宴饮,内教坊、太常寺不得演奏乐器。门下省负责检查监督。同时,有依法当死,但情有可原的,应如实加以奏报。”

这一善法的实施,保全了许多无辜生命!

说实话,在那个视人命如草芥的年代,皇帝的话就是法,随便杀几个大臣根本算不上什么。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假如魏徵没有去做正面工作,而是任由太宗因岔滥杀,也就不会有这条善法的出台。

【03】君正臣直

贞观六年(632年)三月,太宗女儿长乐公主出嫁。长乐公主由长孙皇后所生,太宗对她宠爱异常。爱女出嫁,当老爸的自然要豪横一把。太宗当即安排有司,拿出高祖女儿永嘉长公主出嫁时一倍的彩礼赏赐女儿。

魏徵对这一做法很不认可,谏阻说:“当年汉明帝加封皇子,专门交代办事大臣,给自己孩子所定待遇千万不可超出先帝之子标准。而您给自己女儿的彩礼却是长公主的一倍,与汉明帝相比,您在尊重长辈上差距有些大吧!”

太宗觉得有理,就进入后宫将此事告诉了长孙皇后。皇后由衷感叹说:“妾以前总是听陛下说魏徵贤良,原本不知什么缘由,但从今天来看,他不愧是真正的社稷之臣!妾与陛下是结发夫妻,每次与您说话都须察言观色,生怕触犯到您。而他作为与您无亲无故的臣子,竟敢如此劝您,他的话陛下不可不听!”

事后,长孙皇后专门派人赏赐魏徵四百缗钱、四百匹绢,并捎话给他:“听说您为人忠直,今天一看果然如此,希望您能一直这样,不要有所改变。”

一次,太宗在丹霄殿设宴招待朝中高官。君臣谈天说地,其乐融融。

长孙无忌感慨的对太宗说:“当初,王珪、魏徵都曾辅佐李建成与您为敌,没想到今天竟能欢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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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说:“王珪、魏徵能够尽心办事,所以我才重用。然而魏徵每次进谏,一旦朕没有采纳,他就不再理睬我了,这是为什么?”

魏徵答:“臣认为您做得不对,所以才劝谏。陛下您不采纳,而臣还满口应承,那就是默认错事可以实施,所以臣才不敢理您!”

太宗说:“你完全可以先答应下来,然后再劝谏啊。”

魏徵答:“舜帝当年告诫群臣‘不要当面顺从,背后非议’。臣明明知道您错了,却还违心答应,不就违背圣人教诲了。”

太宗大笑:“人们都说你举止轻狂,我却看你更觉妩媚,正是因为你敢说实话啊!”

魏徵起立,正色拜谢说:“陛下您允许我们说话,臣才能畅所欲言;陛下若是不接受臣的意见,臣又怎敢屡次冒犯!”

以现在的视角来审视,初唐时期君臣关系之所以健康和谐,抛开太宗个人修为方面的因素不谈,君臣利益一致、目标一致,恐怕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作为从乱世中诞生的大唐,太宗君臣都曾经历过艰难困苦甚至生死考验,深知和平时代来之不易。让国家强盛起来、使子孙后代都能得享太平,是他们这代人的共同期盼。有了这种共识,君臣之间也就容易达成齐心协力的氛围。

随着大唐国力日益雄厚,繁华日子过得久了,也就不可避免的生出安逸享乐的心。而此时的魏徵还像贞观初年一样,奉劝太宗居安思危。太宗表面上虽仍很客气,但内心已不再如当初那般心悦诚服,君臣之间也就慢慢生出矛盾。

由此可见,太宗与魏徵的关系是不可复制的,对君臣双方的德行修为、胸怀度量等综合因素都有极高要求,但是我们可以借鉴他们以天下为重、以事业为重的情怀。

在君王与臣子的关系中,臣子是弱势群体,处于被动地位,君王的作用尤为重要。作为君王,如果总是把自己的利益、好恶放在第一位,又怎会爱听臣子的真话与实话,长此以往正直的人势必都会缄默远离,身边也只能剩下那些所谓高情商的“小人”,又怎会不身败名裂。而君王一死,那些依附于他的臣子们,通常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不论在哪个年代,也不论你处在什么位置、担任何种职务,只要符合良知,顺应民意,祛除私心,就一定会得享福报。

循正而行,自与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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