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肖锋:在中国如果是用最常识的一种判断,比如说我们注重这种基本面的分析,那么我急功近利点问教授一个问题,这一波行情现在又是重上3000点,有这种基本面的支撑吗?
郎咸平:这次股票价格的上升有两个原因,有两笔资金进入:第一个是信贷资金进入;第二个就是实体经济不做了跑去做虚拟经济。所以跟美国是不一样的,人家是靠利润,然后靠现金流创造出一个股价。
王牧笛:但是巴菲特对于一个跟美国市场不一样的中国市场格外感兴趣,包括之前的中石油,这是他买的第一只中国股票,后来他又看上了港股“比亚迪”,说那个比亚迪老板王传福是杰克·韦尔奇和爱迪生的联合体。
郎咸平:他们都很客气,外国人讲话都很客气,不要把这话就这么去解读,这就是美国人的文化,他们美国人就是这个样子。比如说他看到你会说,“哎呀,你长得好帅啊,你的小孩子好漂亮啊。”他就是一个喜欢夸人的民族,不要把它当真,比如说像我的儿子长得就很丑,外国人看到我儿子就说:“你儿子好漂亮。”我说:“算了,算了,这吹什么嘛。”所以人家很客气,我们要多理解别人,多理解别人的客气,不要自己感觉太好了。
王牧笛:但是他投资比亚迪这个事被外界分析得很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件好像跟他以前的,包括刚才咱们讲的长期持有,关注那些消费垄断型或者资源垄断型的、绩效好的企业不太一样,这次他首先是关注了一只高科技的股,然后进入一个他不熟悉的领域。刚才说他经常做他熟悉的事情,比亚迪他哪里熟悉啊,所以好多人说巴菲特的投资策略在变化。
光环下的快乐小老头
巴菲特的快乐不仅仅是炒股上的快乐,还源于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
闫肖锋:说不定他在家里面已经研究了一个人高的资料了,所以我觉得现在不能去妄做判断,他是不是对这个行业有了解。作为股民来说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心结打不开,就是不管赚了赔了最后结果都是不高兴。赚了,觉得赚得太少了,你看谁谁谁做的那一把,一把就把一辈子的钱都赚回来了;赔了就更不高兴。
郎咸平:我们就是一个不高兴的民族,你看网上到处都是火暴吃饭,他吃饭都不快乐。我们不是一个快乐的民族。
闫肖锋:这恐怕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郎咸平:我想这回到文化层面上,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民族,就是非常急功近利、投机取巧且非常地浮躁。我们都没有想到从基础,像巴菲特那样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把每一步都做好,我们不这么考虑问题的。
王牧笛:中国人徒有的这种“巴菲特情结”是打不开刚才你所说的心结的。巴菲特最关键的是什么?比如说专注,他对市场长时间的专注,中国的投资者做不到。
郎咸平:那是脚踏实地,我们是不太关注的。
闫肖锋:而且他从做股票这件事里面得到了快乐,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很少有人能够做到。
王牧笛:中国股民得到的是疯狂。
闫肖锋:都得不到快乐,他就能得到快乐,这一点我非常佩服。
王牧笛:他就是一个快乐的老头。
闫肖锋:所以我说在“世界第二富豪”和“股神”这些表象下是巴菲特这样一个快乐的小老头,这一面被媒体掩盖了。我们学到的都是巴菲特其他的方面,但我觉得那个小老头更值得学习。
王牧笛:巴菲特在中国人心目中就是长期持有,人家巴菲特是低价地长期持有,中国人是高价地长期持有。
郎咸平:其实你想想看,巴菲特的快乐还不仅仅是炒股的快乐,而且他对国家、民族的那种责任感,也让他很快乐,这就是我们没有的。我举个例子,在2001年的时候小布什总统一上任就提出一个方案——减免遗产税,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民族来想的话,那巴菲特同志应该是兴奋得不得了啊。
闫肖锋:但是他和比尔·盖茨两个人联合抵制。
郎咸平:对,结果你发现比尔·盖茨、巴菲特、洛克菲勒家族还有索罗斯120个美国企业家联合抵制,这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在《纽约时报》登了文章,标题就是“请向我收税”,里面讲到,美国这个国家的伟大就寄托在我们一个长久的竞争力,而这种不向我们收遗产税的办法将使得我们的下一代不劳而获,而我们下一代的不劳而获将使得美国的竞争力长久丧失,因此我们不能同意。
闫肖锋:这个“真经”被段永平在上一次吃饭的时候取到了,他就对媒体说:“我得到了一个最大的结果就是,我要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不给孩子留遗产。”他还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我要是把遗产留给我的子女,那我不是剥夺了他们获取财富的快乐吗?”
王牧笛:你看巴菲特把大量的钱——300多亿美元,投到了比尔·盖茨的基金会,他说:“我这是把钱都用到了最该用的地方。”而中国企业家这就不学了,慈善他就不学了。
郎咸平:你看巴菲特对于国家、民族的责任,他是快乐的;对于他的工作,他是快乐的;对于他做的一切,他是快乐的。他不把快乐寄托在悍马车上,寄托在大房子上。
闫肖锋:一个小福特他就快乐了。
郎咸平:他就很快乐啦,因为他就是一个快乐的人,因为他的人生目标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民族其实很可怜,我们很多人去庙里面求神拜佛,那都是跟菩萨做生意,“菩萨啊,你保佑我赚这笔,我给你重塑金身”。
王牧笛:我烧一炷高香,换来一个保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