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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科技 土司制度 下（第1页）

元朝还任用土酋担任行中书省的官职，有的土酋被任用担任行中书省的参知政事、左丞、右丞、平章等官职。如信苴日“释为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后其子“阿庆袭爵”。播州杨邦宪“赠推忠效顺功臣、平章政事”。中书省的官职为加衔的虚职，多不参与行中书省的管理，且不少为“遥授”，如“云南宣慰使土官举宗、禄余并遥授云南行省参知政事”“以安南国王陈益稷遥授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

第三，规定了土司的义务。元朝对所任用的土司都规定必须向中央王朝尽一定的义务，贡赋包括朝贡和纳赋两项内容：

朝贡。按元朝对土司的要求，土司从归附之时起就必须按规定时间朝贡，有一年一次、两年一次或三年四年一次。“命播州每岁亲贡方物”是一年一次。洞蛮进方物“率二岁以上”，邦牙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其地在云南极边，“令三年一贡方物”。这是二年、三年一贡之例。除定期朝贡外，还有特殊事件的加贡，如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成宗即位，“云南部长边习四川散毛洞单顺等贡方物”。至大四年（1311年）仁宗即位，“金齿诸路献驯象”。“大德二年九月圣诞节，金齿国贡方物”。对朝贡的人数，元朝则加以限制，每次限定数人，最多也只数十人。至大四年，“思州军民宣抚使司招谕官唐铨以洞蛮杨正思等五人来朝”。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斡罗思招附桑生猫、罗甸国古州等峒酋长三十一……诣阙贡献”。泰定二年（1325年），“平伐苗酋的娘率其户十万来降，土官三百六十人请朝。湖广行省请汰其众还部，令的娘等四十六人入觐”。元朝对土司贡物的品种、数量亦有定额，金、银、丹砂、雄黄、象、马、虎、豹、毡、刀等，土司须按规定数额交纳，并令不许超过限额，“乌蒙宣抚司进马逾岁献额”，即令减少按献额进献。对于土司的朝贡，元朝照例都给予优厚的赐予，赐物种类很多，数量可观。

纳赋。是土司对元朝中央所尽义务的重要内容。在元初设立土官之时，土司地区立赋法，征租赋。早在忽必烈进入云南之初，大理王段兴智降，“兴智与其季父信苴福入觐，诏赐金符，使归国。丙辰，献地图，诸番平诸部，并条奏治民立赋之法”。后元将爱鲁于至元六年（1269年）征服金齿诸部后，“定其租赋”。至元十六年（1279年）另一元将纳速剌丁“以军抵金齿、蒲骠、曲蜡、缅国，招安夷寨三百，籍户十二万二百，定租赋”。纳赋有常赋和增赋两种，云南景东甸土官在常赋外岁增输金五千两、银七百两。纳赋多以金银、粮、布为主。土司是不能拒绝的，否则元朝会采取强征，甚至发兵征讨。因为这是一种隶属关系的表现，它象征着土司对中央王朝的臣服，意味着土司地区归属中央王朝的版图。

第四，规定了土官的信物、承袭、升迁、惩罚的制度。元朝对土司的管理，从土司的任命、承袭、升迁到对土司的惩罚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按规定凡土酋被任命为土司后，必须要赐予土司各种信物，以视该土酋已成为元朝的官吏，而土司则凭借这些信物与中央王朝、地方其他官员发生联系，并以此信物作为统治当地各民族人民的凭证。信物包括诰敕、印章、虎符、驿传玺书、金或银字圆符等。至元十五年（1278年）都掌蛮内附以后，元朝便以其长子阿永为西南诸番蛮安抚使，得兰纽为都掌蛮安抚使，赐虎符，余授宣敕、金银符有差。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赐师壁洞安抚司、师壁镇所、师壁千户所印。至元三十年（1293年），光州蛮人光龙等一十二人及邦崖王文显等二十八人、金竹府马麟等一十六人、大龙番秃卢忽等五十四人、永顺路彭世彊等九十人、安化州吴再荣等一十三人、师壁散毛洞勾答什王等四人，各授蛮夷官，赐以玺书遣归。至顺三年（1332年），云南土官原赐玺书、金字圆符因乱散失，请求补给，元文宗便“敕更赐玺书三十二，圆符四，仍究诘所失者”。

元朝土官一经授职皆为世袭，即土官子孙世代承袭，形成“世袭土官籍”。为了防止世袭中的冒袭、错袭，元朝规定了承袭顺序是先子后侄、兄弟，无子侄兄弟者则妻亦可承袭，但必须是土人。如延祐六年（1318年），中书省臣言“云南土官病故，子侄兄弟袭之，无则妻承职。远方蛮夷，顽犷难制，必任土人，可以集事，今或阙员，宜从本俗，权职以行。制曰‘可’”。

元朝对所授土司，有功者可以升迁，有罪者予以惩罚。“诸土官有能爱抚军民，境内宁谧者，三年一次，保勘升官。其有勋劳，及应升赏承袭”。但土官有罪者也要受到处罚，“土官有罪，罚而不废。诸左右两江所部土官，辄兴兵相仇杀者，坐以叛逆之罪。其有妄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对犯罪土官绳之以法，但“罚而不废”者则知处罚从轻。

综观元朝在南方民族地区土司的设立，土官的任用，土司对中央王朝的义务以及元朝对土司朝贡、赋税、承袭、升迁、惩罚等一系列规定，反映出元朝的土司制度已经基本确立，只不过处在土司制度的初期阶段而已。

明代

明朝是土司制度完善的时期。明袭元制，并大为恢拓，将土司制度发展成为一种完整的制度。“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又在南方民族地区“皆因其俗，使之附辑诸蛮，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无相携贰。有相仇者，疏上，听命于天子”。它反映出明朝土司制度无论在土司的设立、土官的任用、管理等各方面都日趋完善。

明之所以实行元朝开创的土司制度，原因在于南方各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各民族封建农奴制分散割据的特殊情况，加之各民族豪酋的长期统治，采取“以夷制夷”为特点的土司制度更为有利。“然其道在于羁縻，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由于各民族豪酋势力根深蒂固，一时难以制御，只有采取赐予爵禄、名号的办法对其加以笼络，通过各地区的各民族实行间接统治。

明朝从一开始就不断录用元朝归附的土官，“洪武初，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国朝兵平六诏，诸夷纳土，乃各国因其酋长，立为宣慰、安抚等官”。此后，明朝便在南方民族地区普遍建立土司区，遍设土官以统之。“田州岑氏、龙州赵氏、播州杨氏、贵州安氏，其杂两广、川、云诸大姓，畏威怀德，以次服属。有明三百年，抚有西南诸土司”。土司制度已成为明朝统治南方诸民族的主要制度。其内容是：

土司地区的分布

据《明史·职官志五》记载，明初“为宣慰司者十一，为招讨司者一，为宣抚司者十，为安抚司者十九，为长官司者百七十有三”。计217个土司区。“又有蛮夷指挥使司三，卫指挥使司三百八十五，宣慰司三，招讨司六，万户府四，千户所四十一，站七，地面七，寨一，并以附寨蛮夷官其地。”[35]这类土司区计451个。两者合计共668个土司区。明朝土司前后废置、新设的变化较大，据《明史·土司传》的记载统计，共有土司区233个，分布是：湖广有宣慰司2，宣抚司3，安抚司8，长官司6，共19个；四川有宣慰司1，宣抚司3，安抚司3，招讨司1，长官司（蛮夷长官司）26，府5，卫7，共46个；云南省宣慰司7，宣抚司4，安抚司1，长官司（御夷、蛮夷长官司）15，府26，州4，共57个；贵州有宣慰司1，安抚司3，长官司53，府5，州2，卫1，共65个；广西有安抚司2，长官司4，府9，州41，共56个。每个土司区都设有各民族的土官。明朝设武职土司宣慰、宣抚、招讨、安抚、长官司等官员（宣慰司以下诸土司）共223人，其中湖广41人，四川49人，云南52人，贵州77人，广西4人。文职土司（府、州、县）官员（土知府以下诸官员）共393人，其中四川25人，云南151人，贵州15人，广西197人，湖广5人。从所设武职、文职土司的分布来看，贵州、云南武职土司较多，广西、云南的文职土司较多，云南土司的职别较高。从隶属关系来说，明朝武职土司隶兵部武选司，文职土司隶吏部验封司，则与元朝不同。

土司的官衔

明朝对土司土官的官衔设置也分为武职、文职两种。

武职土官官衔——宣慰使司：设宣慰使一人，从三品；同知一人，正四品；副使一人，从四品；佥事一人，正五品；经历司经历一人，从七品；都事一人，正八品。宣抚司：设宣抚使一人，从四品；同知一人，正五品；副使一人，从五品；佥事一人，正六品；经历司经历一人，从八品；知事一人，正九品；照磨一人，从九品。安抚司：设安抚使一人，从五品；同知一人，正六品；副使一人，从六品；佥事一人，正七品；其属吏目一人，从九品。招讨司：设招讨使一人，从五品；副招计使一人，正六品；其属吏目一人，从九品。长官司：设长官一人，正六品；副长官一人，从七品；其属吏目一人，未入流。蛮夷长官司：设长官、副长官各一人，品级同长官司。又设有蛮夷官、苗民官、千户长、副千户长等土官。长官司与蛮夷长官司的区别在于管辖户籍的多寡而定，四百户以上才设长官司，四百户以下者设蛮夷长官司，皆属于县一级的武职土官。

文职土官官衔——指土府、土州、土县的土官，“军民府（土府）、土州、土县，设官如府州县”“本（明）朝设土司，除知府、知州、知县具文职，其品秩一如流官”“土官以文职居任，与流官同称者，自知府以下俱有之”。可见明朝土府、土州、土县的文职土官其设置与官衔和流官相同，在官衔前均冠以“土”字，以区别于流官。土府：设土知府，正四品；土同知，正五品；土通判，正六品；土推官，正七品；土经历，正八品；土知事，正九品。土州：设土知州，从五品；土同知，从六品；土通判，从七品；土吏目，从九品。土县：土知县，正七品；土县丞，正八品；土主簿，正九品；土典吏，不入流。此外还设有把事、巡检、驿丞等土官，如四川马湖府设把事1人，信宁等地设巡检8人，溪龙等地设驿丞7人。明朝所设土司官衔，品秩皆低于元朝，如元朝宣慰使为从二品，明朝则为从三品；元朝长官司为从五品，明朝则为正六品。

土司信物与俸禄

明朝在土司信物方面也沿袭于元朝，土司土官一经授职，即赐予印章、诰敕、冠带等信物，作为朝廷命官的凭证。明朝赐予土司土官的印章、诰敕、冠带一如流官。按明制正三品以上官员赐银印，从三品以下为铜印，明朝土司土官最高级别为从三品（宣慰使），所以印章皆为铜印。至于诰敕，按规定一品至五品，皆授予诰命，六品至九品，皆授予敕命。土司土官中的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土知府、土府同知、土知州皆授诰命，余者皆授敕命。冠带也按土官的不同品级授予不同规格的冠带。按洪武初赐武定府土官商胜诰命，并赉朝服及织金罗衣、纱帽、金带。明朝在赐予诰敕时，如该民族有文字的，皆附录有土司本民族的文字，澜沧卫西番人卜撒升任土知府时，明成祖即命“写与他知府的诰命，就将西番字译在诰命里面”。这是明朝对各民族的一种尊重。信物中还有一种特别的信符牌，此牌是土司与中央王朝来往的一种凭证。其制作和使用都有严格的规定，1404年（永乐二年），明成祖朱棣下令“制信符、金字细牌给云南诸蛮”。这种信符牌和流官使用的信符牌作用一样，只是制作、使用规定更详细：“其制铜铸信符五面，内阴文者一面，上有文行忠信四字，与四面合编某字一号至一百号批文、勘合、底簿……阴文信符、勘合俱付土官，底簿付云南布政司，其阳文信符四面及批文一百道，藏之内府。凡朝廷遣使，则赍阳文信符及批文各一，至布政司比同底簿，方遣人送使者以往，土官比同阴文信符及勘合，即如命奉行……又置红牌镂金安，敕书谕之。凡有调发，及当办诸事，须得信符乃行。如越次及比字号不同，或有信符而无批文，有批文而无信符者，即是诈伪，许擒之赴京，治以死罪。”[41]此等信符用处较大，而其制作、使用规定比之元朝的金、银字圆符要严密得多，说明明朝对边远地区土司的控制加强了。

土司之俸禄，不如流官有俸银，皆以流官相同等级支给米，每月各支米俸如下：月二十六石者宣慰同知；月二十一石者：宣慰副使，宣抚司宣抚使；月一十六石者：宣慰佥事，宣抚副使，招讨使，安抚使，副千户；月一十石者，宣抚同知，长官司长官，宣抚佥事，副招讨；月八石者：副长官，安抚副使。明朝对土官虽有此规定，但实际上土官之俸米是取之于民，朝廷并不颁给，土官仍为无俸之官，只是在土官受罚俸处分时，则按月支米数受罚。

朝贡与差发

明朝将土司的朝贡与差发作为土司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方面是因为可以从各民族地区掠夺一定的财物，另一方面又是在政治上考察土司土官是否忠于朝廷的标志。

朝贡，明朝对土司土官的贡期、贡物、朝贡人数、回赐等都有详细规定。

贡期，按规定，“凡诸番国及四夷土官人等，或三年一朝”。又“永顺宣慰彭添保遣其弟义保等贡马及方物，赐衣币有差。自是每三年一入贡”。还有“令三年一朝如故事”。可见明朝土司的贡期多为三年一次，也有一年或二年一次的，“长河西等处军民安抚司每年一贡，洮岷等处番族每二年一贡。

贡物，明朝规定的贡物范围很广，有马、象、犀角、孔雀尾、象牙、象钩、象鞍、象脚盘、蚺蛇胆、金银器皿、青红宝石、玉石、围帐、金绒索、各色绒绵、各色布手巾、花藤席、降香、黄蜡、槟榔、铜佛、画佛、舍利子、酥油、青盐、足力麻、氆氇、右髻、毛缨、青木香、明器、明甲、腰刀等。前者为南方诸蛮族土司的贡物，后者为诸番族土司的贡物。贡物品种无所不包，皆为各地珍宝、土特产品。还规定了贡物的数目，并对某地某土司贡某种器物都有规定。

朝贡人数，根据各土司的不同情况，规定了不同的入贡人数。在湖广地区例为“湖广土官袭授宣慰、宣抚、安抚职事者，差人庆贺，每司不许过三人。其三年朝觐，每司止许二人，大约各司共不过百人，起送到京者不过二十人，余俱存留本布政司听赏”。对番族土司则规定：“大族起送，为首者四五人，小族起送一二人，存留听赏者，大族不过十五人，小族不过七八人”。如有超过者朝廷即令减少，按规定人数进京，“嘉靖七年（1528年）容美宣抚司、龙潭安抚司每朝贡率领千人，所过扰害，凤阳巡抚唐龙以闻。礼部按旧制，进贡不过百人，赴京不过二十人，命所司申饬……兵部议，土司违例入贡，且所过横索，恐有他虞，宜严禁谕”。

回赐，即赏赐，凡朝贡必有赏赐，赐物数量多少不一，如永乐二年（1404年）规定：“给赏差来到京土官第男头目人等，各照衙门品级高下为差：三品四品钞一百锭，彩缎三表里；五品钞八十锭，彩缎三表里；六品七品钞六十锭，彩缎二表里，八品九品钞五十锭，彩缎一表里；杂职衙门并头目人等自进马匹方和钞四十锭，彩缎一表里。”如未按时进京朝贡或超过规定朝贡期到京者，赏赐要适量减少，凡到京过期者减半给赏，后或全赏，弘治三年（1490年）以后，正月内到（按规定应在当年12月内到）者亦全赏，二月半到者减半。总之，朝贡赏赐都较丰富，目的在于招徕各民族的来朝。

差发，明朝将土司所纳赋税称为差发，“认纳粮差”或“岁各出差发银”。明初，土官纳赋“听自输纳”，后才逐渐规定定额，自今定其数以为常。明朝对土司所征差发银一般来说是较轻的，“多不过二千五百两，少者四十或五十两”，并且还有因灾害或土司有功等原因而蠲免。朝廷征取差发，目的不在经济上的所得，而是注重在政治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