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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八（第1页）

宗教

南宋时期，除伊斯兰教之外，主要宗教教派有四种，即佛教、道教、巫教、民间秘密宗教。南宋时期，伊斯兰教的传布还局限在落籍和侨居广东和福建两地以阿拉伯人、波斯人为主体的穆斯林中，基本游离于中国宗教主流之外；而民间秘密宗教则被南宋朝廷定为非法的邪教，在南宋初期即已遭到了残酷镇压，此后一直未能再形成大规模的气候。因此，南宋宗教的主流是佛教、道教、巫教。

佛教

南宋时期，佛教盛行。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后约140年的时间里，很多皇帝都在皇宫内设置道场，也就是在皇宫内举行各种有关佛教的宗教祈祷活动。这些法事活动祈求的内容分为两类：一为国家，一为统治者自身。为国家祈求的主要是希望风调雨顺、农业丰收、国泰民安等；为统治者祈求的多是希望生者长寿，病者消灾、早日康复，死者超度、能够往生到佛国、净土等。皇室的信仰，带动了南宋时期整体对佛教的信仰及佛事活动的推崇。

南宋历代帝王崇信佛教，如孝宗提倡“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政策，光宗以后，史弥远、贾似道等把持特权，优容佛教。因此，佛教寺院在朝廷的扶持下，不惜重金，大兴土木，扩建寺观。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南宋时的杭州寺院已增加到了四百八十四所。“竺乾之宫鳞萃穊布，不可称数也”[267]。此时，杭州城寺院的数量已占了全国寺院总数的17%，有着“江南佛都“之称。据记载：“城内寺院，大小寺院五十有七。城外尼寺，三十有一。又两赤县（即钱塘、仁和两县）大小梵宫，寺院凡三百八十有五。当时，杭州辖域共有寺、庵671所，其中城内外寺院486所。又根据《咸淳临安志·寺观》记载，杭州辖域共有寺院773所，其中城内外寺院共计494所。

南宋嘉定年间，朝廷还主持建立“五山十刹“制度，分别将佛教寺院评为禅寺、教寺和律寺。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馀》记载：“嘉定间品第江南诸寺，以余杭径山寺、钱塘灵隐寺、净慈寺、宁波天童寺、育王寺为禅院五山；钱塘中天竺寺……为禅院十刹；以钱塘上天竺寺、下天竺寺……为教院五山；钱唐集庆寺、演福寺、普福寺……为教院十刹。“其中三十多所寺院皆位于江南。

佛教文化的繁荣，使南宋时期僧侣出现文人化倾向，集中体现在此时期高僧的禅诗禅语、颇具文采的高僧传以及以佛教为题材的绘画艺术上。南宋的禅僧传自“镕众说以成文”的《禅林僧宝传》，到庆老《补禅林僧宝传》，以及祖琇的《僧宝正续传》，对高僧所处的时代、寺院状况及何因缘出家、开悟、修证、弘法的状况都有详细记述。禅宗大慧、虎丘二派以及杨岐派都有大量的禅僧诗流传下来，这时期的禅僧传呈现出了文人化的特征。南宋时期以佛教为题材的绘画艺术也有时代特色。有代表性的是禅宗的顶相图以及用于记录佛事活动的水陆画。从南宋至元代，江浙一带的祖师画像非常盛行，这极大促进了禅画创作，并带动了各类鉴赏活动的出现。绘制这些画像的科仪、仪轨还流传到了日本、朝鲜等国家。

南宋时的中国也吸引着外来僧人学习佛法，尤其是禅法。据《中日文化交流史》中记载，当时入宋的日僧达109人，逐渐形成了以径山寺、灵隐寺和净慈寺为中心，对中国佛教文化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乾道七年（1171年），觉阿率弟子金庆乘船入宋，到灵隐寺拜佛海慧远为师，觉阿在灵隐寺参学四年后回国传播禅宗，引起了日本国内的广泛关注，这是日本第一位将禅宗传入日本的僧人，为后来日本禅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淳熙十四年（1187年），日本名僧荣西入宋，在天台国清寺、杭州灵隐寺、净慈寺深入参禅问道，领悟临济宗真谛，回国后大力推广禅宗思想，对日本禅宗的兴起作出重要贡献。绍定五年（1232年），无准师范禅师住持径山后进入鼎盛期，日本名僧络绎不断地来拜师，其高徒众多，如圆尔辨圆、神子荣尊、及妙见道佑、悟空敬念等。圆尔辨圆和神子荣尊在端平二年（1235年）入宋，在灵隐寺退耕德宁的指引下，到杭州径山寺拜访无准师范禅师，在宋六年后回国弘扬禅法，同时还将中国的禅道、书法、建筑、绘画、茶等带回了日本，成为京都东福寺的开山祖师，并此封“圣一国师“。

道教

南宋建立后，鉴于北宋迷信道教而灭国的惨痛教训，便在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罢天下神霄宫。六月，又下诏没收全国神霄宫的钱谷以充政府的经费。绍兴四年（1130年）十一月，又括借全国寺、观的田租、芦场。南宋朝廷为了筹措军费，也下诏出卖道度牒。据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的统计，道士、女冠仅万人。道教的宫、观数目也减少。但由于这时国力羸弱，为求消灾免难，宋廷更寄希望于神灵的护估。故高宗仓皇南渡后，即积极营建宫观，常去参拜。他于战败之余在钱塘修建了显庆观。绍兴十七年（1147年）又再度重修，并派专人主管。建炎元年（1127年），他效法宋真宗下令于江宁府建景灵宫；及定都临安之后，又于十三年，修建景灵宫用以奉安累朝神御。次年在杭州西湖修建延祥观以奉四朝真君。绍兴十六年，高宗下令在全国各地广建报恩光孝观。之后又建太一宫、明离殿，还拨款作为道粮。高宗还常亲自召见道士，赐钱物、封号、官爵、道经。他任命许多大臣为宫观使或提举，这一作法为南宋诸帝所承袭。

孝宗赵眘还以自己的模样作为塑造道教神像的“样板”。自佑圣观落成以后，孝宗几乎每年都要前往参拜一次。光宗在位时兴建玉清昭应宫，规模宏大。宁宗对道士张道清、包道成、张成果、王景温、张可大等均甚宠爱，他还亲自为显庆观题额，进一步掀起对真武的崇拜。嘉定二年（1209年），颁布《诰词》宣扬神威，并特封为“北极佑圣助顺真武灵应福德真君”。理宗为了维护赵宋王朝的统治，在崇尚理学的同时加强崇道措施，为一些道派祖师以及道派首领赐赠封号。如嘉熙三年（1239年）赐号天师张大可“观妙先生”。封白玉蟾为紫清明道真人，特赐茅山道士易如刚“妙宝先生”，并继续兴建和扩建宫观。理宗对道书《太上感应篇》很感兴趣。绍定六年（1233年），在他的授意下，由太乙宫道士胡莹微刊印，理宗书写于卷首，并由真德秀代序跋，宰相郑清之作赞文，广为传播。度宗即位之后，在宫中设内道场，为僧道大发度牒。

南宋道教除旧有的龙虎山天师、茅山上清、阁皂山灵宝派等符箓三宗之外，其时自称独得异传而别立宗派者甚多，主要有从天师道衍化而来的神霄派，由上清派衍化而来在民间影响较大的清微派，由天师道衍化而来的天心正法派，从灵宝分化而来的东华派和净明派。此外，还有白玉蟾所创的所谓金丹派南宗者。入元以后，分别与金真道和正一派相合并。

伊斯兰教

宋代伊斯兰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宋代穆斯林大多数是“土生蕃客”。同时，外国穆斯林仍在不断地向中国移居。北宋时期，穆斯林多在中原地区活动。南宋以后，随宋室南迁。很多穆斯林南下，浙闽地区穆斯林大量增加，杭州尤多。宋代穆斯林不仅人数比唐代多，而且在某些地区，例如在广州、泉州，形成一种势力，开始对社会生活发生影响。他们非常富有，同当地政府来往密切。淳熙年间（1174—1189年）林仕任泉州知州，向当地穆斯林募钱建造战舰，加强海防。广州右武大夫（正六品）因羡慕穆斯林蒲亚里富有，以妹相嫁。广州刘姓穆斯林甚至娶宗室之女为妻，并做了个左班殿直的小官。宋代已有汉人改宗伊斯兰教。那时政府禁止“投充番户”，所谓“投充番户”是指汉人投入穆斯林之家，皈依伊斯兰教，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以图逃避某些社会义务。

宋代穆斯林主要是从事商业活动，包括海外贸易和舶货销售两个方面。他们或者自己直接从事海外贸易，或者招诱海外各国商人来华贸易。南宋末年，泉州回回佛莲对外贸易每发海舶80艘。南宋对海外舶利依赖颇重。南宋初年，市舶收入占全年总收入的二分之五。中国穆斯林还常常为大食各国商人代献贡品、代售货物，作为外商对华贸易的居间人。宋代伊斯兰教的发展还表现在清真寺的修建上。泉州清净寺（俗称“麒麟寺”），一说建于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创建人是来自波斯湾锡拉夫的纳只卜·穆兹喜鲁丁。清净寺是一座具有阿拉伯风格的宗教建筑。据说在南宋末德祐年间（1275年—1276年），普哈丁修建扬州清真寺。

科技

综述

南宋的科技成就在很多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英国学者李约瑟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

发明

指南针

指南针发明出来后，很快被应用于航海事业，《萍州可谈》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这是世界航海史上关于使用指南针的最早记载，描绘了北宋晚期的航海活动。南宋以后，指南针逐渐取代天文导航，成为主要的导航方法，赵汝适《诸蕃志》谈到“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吴自牧《梦粱录》也说“风雨冥晦，惟凭针盘而行”，反映了指南针在航海中作用的提高，促进了两宋航海贸易的空前发达。13世纪，指南针传入阿拉伯和欧洲各国。指南针对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时，它也为欧洲航海家发现美洲和实现环球航行提供了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