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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 中（第2页）

《战国策》语言还具有放言无忌的特点。战国策士有明确的人生目标，他们奔走游说，就是为取得功名富贵，对于这一点，他们也从未加以掩饰，因此，这也形成了《战国辞》说辞语言表达直截了当，绝少掩饰的特点。除了敢于直接表露自己的心迹外，许多文章甚至毫无忌惮，语言粗野，甚至不避讳谈论个人隐私。如《韩二·楚围雍氏五月》一文，楚围雍氏。韩国派使臣求救于秦，见到秦王后，韩国使者尚靳说明唇亡齿寒的道理。秦宣太后对尚靳的观点表示赞同，但她又说“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堂堂秦国太后，竟然会对使臣说出这样的话，不觉羞耻，毫不遮掩，这场景恐怕也只有在《战国策》一书中能见到。[97]

细节描写

描写往往是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生命力所在。《战国策》中的细节描写简洁传神。如描写邹忌，只有“八尺有余，形貌昳丽”八个字，简单勾勒出邹忌身材高大、貌美艳丽的样子，具体长得怎样并无实写，只有一句：可与城北徐公媲美。徐公又长得如何，同样未知。这些未定的内容反而丰富了作品语言的张力。[28][29]

还有楚怀王的宠姬郑袖，《楚二·楚怀王拘张仪》中，郑袖第一次作为“王之幸夫人郑袖”上场，老道的靳尚一句“自亦自知且贱于王乎”，然后鼓唇摇舌的一番分析，郑袖显得手足无措，急切地向靳尚求教，“愿委之于公，为之奈何”，由此章末“郑袖遽说楚王出张子”中的一个“遽”字，足可见郑袖面临失宠危机时的慌乱。此章内容至此戛然而止，不见描写郑袖运用何种手段如何向楚王游说，是梨花带雨还是娇嗔含笑全由读者想象，从而留下了丰富的阐释空间。[30]

叙事手法

《战国策》单纯的叙事方面笔墨并不多，大多以对话出现，其文约而事丰，以对话的形式将人物的主张以及行动联系起来，将故事情节用一种场景转换的方式来实现。叙事者常常将观点隐没在语言或是故事的讲述过程中，其中包含有自己的态度和评判。评述文字的部分显然是文本的隐含作者，他通过叙事者特有的叙事视角来进行叙述从而“陈其势，言其方”。如《齐三·孟尝君在薛》楚国军队攻伐孟尝君的封地薛，孟尝君恳请淳于髡谋解薛之危。淳于髡面见齐闵王说“薛不量其力，而为先王立清庙。荆固而攻之，清庙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齐王和其颜色曰：“嘻！先君之庙在焉！”疾兴兵救之。”叙事者显然是站在一个全知视角下，对即将发生的事做了一个全面的分析评价，对事情的发展以及淳于髡的反应都了如指掌，并给予掌局者般的评价。《战国策》的故事很多都是如此，通过人物的言行将隐晦的观念和犀利的评论结合起来。

对比

《战国策》就说理而言，一味从一方面说理论证，论证稍显单薄，也缺乏有力的说服。如果将两个对立面放到一起，比较优劣，对比说明，结论更为可信。

《战国策》对人物的描写十分广泛，涉及到610多个，构成事件超过540个。不仅是太后、国君、贵族，还涉及到了大量的平民百姓。如此众多的人物要进行全方位的描写并不容易。这方面，书中很擅长运用矛盾设定和对比来展示，像《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中，苏秦的父母、嫂子、妻子在苏秦穷困潦倒和荣归故里时的态度对比，折射了当时社会人们的势利心态。苏秦在穷困潦倒的时候，他的至亲之人都不和他说话，态度十分冷淡。而在他衣锦还乡时，苏家人郊迎三十里。而他的嫂子“蛇形匍匐”，前后态度对比明显，而一句“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突出体现了苏秦家人的势利，也道破了世态炎凉。

由不得苏秦都感慨“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不过，苏秦衣锦还乡后对家人的讥讽，固然是人之常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尖酸刻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中国封建时期小知识分子的通病。还有商鞅，他通过制定和实行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强大，诸侯畏惧”。然而，秦孝公去世的同年，商鞅被处以车裂后示众，“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这前后两个场面的鲜明对照，充分揭露出一切以利禄为皈依的世态炎凉。

《战国策》还擅长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对比，以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如《燕三·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中，为了突出荆轲刺秦王的镇静，勇敢，作者在他身边安排了一个作为对比的次要人物秦武阳。秦武阳是燕国勇士，号称“年十二，杀人，人不敢与忤视。”然而，当他站在高大巍峨的咸阳宫陛下，等待秦王接见之时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被咸阳宫中声势浩大的场面和秦王显赫威严吓着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荆轲先是回头一笑，安慰秦武阳，然后走上前去，用合情合理的解释消除了秦王与群臣的猜疑，使大祸消弥于突发之前。通过两个人的对比，突出了荆轲临危不惧，沉着冷静的性格。

排比和对偶

《战国策》说辞的“文辞之胜”在外在结构上表现为语言上的韵散结合，句式错综变化，张弛有度，铿锵有力的节奏感带给读者以强烈的冲击力。可以说，给人的第一感觉便是敷张扬厉，气势纵横，内在的技巧之一便是排比。排比可使节奏鲜明，说理更加严密、叙事更有表现力。在《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中，苏秦进言秦“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苏秦认为秦国有统一六国的实力，希望秦王能用他来完成宏图伟业。而秦惠王却认为自己实力欠缺，尚未到征伐的时机，“羽毛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婉转地拒绝了苏秦的请求。

对偶也是，能够有效增加说辞感染力和说服力。如《赵二·秦攻赵》中有一段苏秦游说秦王，“怀重宝者不以夜行，任大工者不以轻敌。是以贤者任重而行恭，知者功大而辞顺。”苏秦将多个对偶句铺排，以齐国为前车之鉴说明秦国如果不休兵戈，必会有无穷后患。还有《楚四·庄辛谓楚襄王》庄辛的一段说辞“游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鳝鲤，仰啮菱衡，奋其六翮而凌清风，飘摇乎高翔，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这段说辞中，先是四个整齐的四字句，简洁明快，紧接着以散句相随，放慢言辞的节奏，正所谓“张弛有度”。整篇说辞或韵或散，韵散结合，使得文辞富于变化而不显得单调。这种句式的使用，或并列，或正反，有长有短，中间用连词转折。不但说理紧凑绵密，而且抑扬顿挫，读之富有节奏感，可谓声情并茂；听之抑扬顿挫，极具冲击力。还有《赵二·王破原阳以为骑邑》中“古今异利，远近易用，阴阳不同道，四时不一宜。故贤者观时，而不观于时；制兵，而不制于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九之用，不知阴阳之宜。”这一段辞令，全是对句，或并列，或正反，有长有短，中间用连词转折。不但说理紧凑绵密，而且抑扬顿挫，读之富有节奏感，听之抑扬顿挫，可谓声情并茂。

矛盾

《战国策》一书不乏自相矛盾或与其他资料矛盾之处，比如苏秦，在《战国策》中主名为“苏秦”的，《史记》往往都作“苏代”、“苏厉”，或冠以他名。《齐四·苏秦自燕之齐》除措辞有些许差异外，内容与《史记·田齐世家》基本一致，但《战国策》的主名是“苏秦”，《史记》则为“苏代”。还有《燕二·苏代自齐献书于燕王》，与《战国纵横家书》中《苏秦自齐献书于燕王》内容差不多，但两者主名不同，很难说到底主角是苏秦还是他兄弟。甚至《战国策》自己都前后矛盾，比如《魏一·苏秦拘于魏》一章，记载了苏秦拘于魏而苏厉为他向魏王游说的故事，而这部分内容在《燕一·苏代过魏》中却成了“苏代过魏，魏为燕执代。齐使人谓魏王”苏秦变成了苏代，苏厉变成了“齐使人”。这种主名的混乱，除了传抄、整理时的无心之失，更多反映了苏秦故事不同层次之间的对立与交叉，以及传抄、整理和使用者，根据各自立场对于这种对立的处理与调和。

引用

《战国策》常常根据内容的需要随时引用经典著作、成语和民间谚语，把古语、今语、口语、警策语等融为一体。可以说，它的语言说服力很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引用，这个引用不局限于书本等某个特定范围，但一定要有说服力才行。比如那些策士们都好引俗语，因为俗语来源于生活，流传于民间，往往积累了劳动人民的生活经验和朴素愿望，具有简练、形象，通俗易懂，风趣幽默的特点。如《楚四·庄辛谓楚襄王》便引用了亡羊补牢的俗语，“臣闻鄙语曰：‘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犹未迟也。’是庄辛借此说明及时止损的必要性。

策士们还喜欢引经据典，像《诗经》等是当时最著名的经典，适当的引用不仅可以为自己的论点提供值得信服的依据，而且可以展示自己的知识储备，使论辩具备说服力。如《秦三·应侯谓昭王》引用了《诗经》，“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借以劝说秦王要巩固威信，加强权力。

寓言

《战国策》寓言与同时代的其他诸子作品中的寓言不一样，诸子作品中的寓言各有自己的特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大都是用来阐述诸家思想学说体系的工具，附印着各家学派鲜明的思想色彩，而《战国策》中的寓言却往往是一些游说之士在政治和外交场合中的顺口说出来的即兴之作。这些寓言基本遵循一个结构，即针对一个论点展开故事，在故事的结尾加以论述点明主题，并且形式上常以对话展开，一问一答的对话形式不仅能拉近交谈者的心理距离，而且使论述的展开自然不生硬。

《战国策》中寓言题材一般分为拟人化的动物寓言、类型化的社会寓言和附会古人的历史寓言三大类。目的大体可分为三个方面，即游说君主、消弭灾祸，劝告君王莫信谗言、表白忠心，推荐贤才、贬退小人。内容浅显易懂，形象鲜明，寓意深刻，从而增强了辩词说服力。比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苏代只用这样一个小寓言故事，就说明了“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免除了燕国的一场兵祸。有人统计过《战国策》中共有寓言故事74则，其中56则寓言有明确的寓言讲述者，18则无使用语境，无使用者。

如此多的寓言使用并非没有理由，与西方国家注重抽象思维不同，中国古代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较差，在战国时期，严格意义的理论思辨文字尚未产生，而受夏商原始卜筮原始思维的影响，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即易象思维，因而，在说理时更多的采用形象说理的方法。另外，当时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即使贵为君王，学识也不见得多高，比如梁襄王就曾被孟子评为“望之不似人君”。因此要想让这些“浅薄”的游说对象接受自己的主张和观点，就要善于引譬设喻，通俗易懂的比喻和寓言自然成为了最好语言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