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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改制（第2页）

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铸大钱，下令铸造错刀、契刀和大泉五十。王莽所铸刀、布币完全不同于战国时期刀、布币的形制。他在刀币上加了一个方孔圆钱，并且明明白白地铸上刀币的名称和价值。如“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等，其身形如刀，材质为铜。一刀平五千的圆钱上以黄金镶嵌“一刀”两字，刀身铸有“平五千”三个字，所以又称金错刀。一刀平五千与原来的五铢钱并用，一刀平五千当五千枚五铢用。契刀五百当五百枚五铢用，大泉五十当五十枚五铢用。这几枚钱的钱文均属篆文。金错刀、契刀通长二寸二分（汉尺），实际测量长约7。2-7。5厘米，金错刀重20-46克，契刀重16。4克。后来民间私铸减重，数量颇多，今所见大小不一，而且面文有二决文、四决文重轮、传形等，此外还有铁钱。

王莽建国二年行宝货制

“宝货制”内容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是金、银、铜、龟、贝五种币材。六名为金货、银货、龟货、贝货、泉化、布化六大钱币类型。

二十八品是指不同质地、不同形态、不同单位的二十八品钱币。分别为金货一品，即黄金重一斤，直钱一万。银货一品，即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钱一千五百八十，普通银每流直钱一千。龟货四品，即元龟长尺二寸，直钱二千一百六十；公龟九寸，直钱五百；侯龟七寸以上、直钱三百；子龟五寸以上，直钱百。贝货五品，即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钱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钱五十；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钱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钱十；贝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

泉货六品，即小泉直一，直径六分，重一铢；幺泉一十，直径七分，重三株；幼泉二十，直径八分，重五铢；中泉三十，直径九分，重七铢；壮泉四十，直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布货十品，以大小顺序则有小布一百，幺布二百，幼布三百，序布四百，差布五百，中布六百，壮布七百，第布八百，次布九百，大布黄千，即小、幺、幼、序、差、中、壮、第、次、大。这二十八品均为法定货币。在当时的流通领域中，大概只有其中的六泉十布所占比重较大。尤其以“六泉”制作精美、钱文秀丽。“十布”均模仿战国平首布钱形态，不同处是十布的头部铸有一圆孔，钱面中部自首部至裆部铸有一条直线，直线两侧为钱文，阴文，篆书；币的首部圆孔及币的边缘均有郭。

王莽此次实施的“宝货制”，换算复杂，币制混乱，结果民心大乱，商品流通不畅，民间却私自还用五铢钱来交易。王莽得知后大怒，于是明令城内老百姓接受，每个人出入城必须出示“大布黄千”钱来作为通行证。王莽治国无方，敛财有术，他篡汉15年，就曾四次改革币制。王莽频繁地更改币制，每次都是以小换大，以轻换重，钱越改越小，价越作越大，无形之中把老百姓手中的财富搜刮光了。王莽的横征暴敛，加剧了新朝的灭亡，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王莽和他的金银财宝都被一起焚毁。

王莽铸币的文字

有几种采用悬针篆。过去泉学家只着重谈论过布泉一种，其实，王莽的十布、货布和货泉的文字都有悬针篆。除布泉外，悬针篆比较突出的是货布和大布黄千两种。这两种钱的悬针篆很具典型性。

第布八百和次布九百

悬针篆是小篆的一种，也叫垂针篆，是篆书的异体，悬针是指“竖画收笔出锋”，锋就像钢针倒悬一样。南朝宋王愔的《文字志》说：“悬针，小篆体也，字必垂画细末，细末纤直如悬针。”宋朱长文《墨池篇》说：“悬针之书，亦出曹喜。”宋僧梦英《十八体书》说：“悬针、垂露曹喜所作。悬针篆，抽其势，有若针之悬锋芒。”看来，前人对悬针篆早有议论，而且上述二人肯定悬针篆是曹喜所创。

曹喜，东汉人。章帝（刘炟）建初年间为秘书郎，大概是掌管图书经籍的小官。他工篆、隶，有些名气。有人说他看见李斯小篆的笔势，“悲叹不已”。人们认为曹喜的篆书“小异于李斯，而也称善”，对他的评价不低。然而，要说悬针篆是他所创，则未必是事实。章帝晚于王莽六七十年，曹喜在章帝那里当小官时，王莽已经铸了好几种悬针篆的钱币了。可见悬针篆不是曹喜所创。

除钱币外，尚有新嘉量铭文和砖文。莽量铭文的小篆，也堪称精美，结体呈纵势、长方，上密下疏，瘦劲厉悍。后人治印，多所借助，甚至有大书画家，篆刻家如齐白石、邓散木等的篆书、篆刻，都从它得益很多。

王莽货币的面文，也如布泉一样，是悬针篆。清代泉学家翁树培在《古泉汇考》中说：“货布二字细瘦如针，莽钱中之最精者。”

关于大布黄千钱文的书体，无疑也是精美的悬针篆。大布黄千有两种，一为四字悬针均不太明显；二是四字悬针均显著。另外还有异范一种，“黄”字和“千”字末笔悬针的尖锐程度则非常强烈。

建立贷款制度

人民因丧葬或祭祀需要，可以向政府贷款，只需归还本金，不收利息。如果因从事农业、商业生产向政府贷款的，政府收取纯利润的十分之一做利息。

政府干预经济

由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政府照成本购买，反之则有政府卖出，防止物价上涨。

民族

在同周边各民族的关系上，王莽一改西汉自昭宣以来建立的平等友好关系，妄自尊大，使中央政府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日趋恶化，直至爆发连年战争。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称帝后，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为由，将西域各国的王改封为侯，从而引起了西域诸国的普遍不满。此后，王莽在一系列同西域的关系问题上都处置不当，西域诸国先是互相征伐，继而攻杀西域都护。天凤三年（16年），王莽派五威将王骏等人率兵出征西域，被西域诸国联合袭杀，几致全军覆没。

王莽将少数民族王贬为侯的命令也引起了“西南夷”的不满。封地在今云南广南县一带的句町王怒不从命，被王莽处死。于是，句町王之弟承便率众起兵，饱受王莽政权压迫的西南各族人民趁机起而响应。尽管王莽曾派几十万大军一度将句町的反抗活动平息，但西南各地的武装反抗一直延续到东汉初年。

王莽为准备对匈奴作战，在征发内地兵员的同时，还向臣服于汉的高句丽征兵。这便引起了高句丽人民的反抗。始建国四年（12年），王莽派严尤出兵，征服了高句丽，将其改名为下句丽。

汉宣帝以来，汉与匈奴的关系得到改善。呼韩邪单于穷困来降，汉王朝仍将匈奴视为对等的大国。汉王朝发给匈奴的印信，文字是匈奴单于玺，其下诸王之印信为“汉某某王”，以表示待以客礼而不是作为汉王朝的臣属。

王莽掌权后，为表现其“威德至盛异于前”，便改变了这种友好的态度，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他命使臣收缴西汉时发给的“匈奴单于玺”，而代之以“新匈奴单于章”，不但在匈奴前加以“新”字，且以“章”代“玺”，表明王莽试图降低匈奴单于的政治地位，将匈奴从前与汉天子的平等关系降为与王莽新室诸王同样的地位，从而使匈奴成为新室的附庸。这自然引起了匈奴单于的不满，加上其他一些纠纷，平静多年的北方边境开始紧张起来，战争一触即发。

在这种情况下，王莽不但不采取缓和措施，反而下诏令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单于”，接着又下令分匈奴全国为十五单于，这就引起了匈奴单于的公开反对。匈奴开始侵扰边塞，边境地区吏民被掠杀者不计其数，形成了“千里无烟，无鸡鸣犬吠之声”的局面。王莽派孙建等十二将军，征发全国各地精兵三十万人，带足三百天的粮草，准备分十路同时并进歼灭匈奴。陆续征调的大军虽已抵达边境，但粮草的征集却十分困难，东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后乃备，计其道里，年尚未集合十二将军之一的严尤指出，因为匈奴境内无处筹粮，一切均要汉军自带，有无斩获都要按时返回，否则自己就要困死在沙漠之中，所以，历来攻打匈奴的战役没有超过一百天的。全国各地调集部队，准备长期作战，其效果肯定不好。因此他建议派遣精兵北入沙漠，对匈奴实施闪击作战。王莽根本听不进严尤的建议，他动员全国的财力、物力，并下令将“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发往北方，将全国吏民三分之一的财产资助军费开支，准备同匈奴长期作战。这样，大大加重了内地人民的负担，使得西汉末年以来的社会问题以及王莽改制所带来的新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终于导致了全国此伏彼起的暴动和起义浪潮。

文化

在教育、祭祀、法律、音乐、漏刻、建筑、历法、度量衡、车辆制作的方面也有革新措施。

音乐

居摄三年（8年），王莽下书曰：“遏密之义，讫于季冬，（张晏曰：“平帝以元始五年十二月崩，至此再期年也。”师古曰：“虞书：‘放勋乃徂，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遏，止也。密，静也。谓不作乐也。故莽引之。”）正月郊祀，八音当奏。王公卿士，乐凡几等？五声八音，条各云何？其与所部儒生各尽精思，悉陈其义。”天凤六年（19年）初献新乐于明堂、太庙。羣臣始冠麟韦之弁。或闻其乐声，曰：“清厉而哀，非兴国之声也。”

漏刻

居摄三年（8年），王莽奏请太后，称得“铜符帛图”，并借此“请共事神祇宗庙，奏言太皇太后（即孝元皇后王政君）、孝平皇后（即王嬿，后来改封为黄皇室主），皆称假皇帝。”该奏中请“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为度，用应天命。”奏可。

此次改漏刻为一百二十度，是和该奏中所说的汉哀帝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的故事有关。王莽该奏中称，“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诏书，更为太初元将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臧兰台。臣莽以为元将元年者，大将居摄改元之文也，于今信矣。当时汉哀帝在改元诏书中对漏刻进行改革，“漏刻以百二十为度”。颜师古曰：“旧漏昼夜共百刻，今增其二十。此本齐人甘忠可所造，今贺良等重言，遂施行之。事见李寻传。”

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