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章
40年代中自贡、重庆和北平
1947年开春,若颖来了信。她在北平安顿得不错,和金大夫一起办了家私人诊所。只是抗儿北归之后还不甚适应,水土不服,生了几场病。
虽都不是碍大事的毛病,可孩子却是总不快乐,两岁多了,还不怎么肯说话。开口了,仍是重庆话,央求若颖要回重庆,还几次念叨着想干爸。
她虽只不经意提起抗儿想我,可我猜她的意思,该是希望我能去北平一聚。这事我自然也是愿意的。能看到若颖,看到抗儿自然是件好事。
到得三月初,即将成行之际,德诚从外面带了报纸回来,说是满街都在议论国共彻底撕破面皮了。我忙着拿过报纸,仔细一看,却都是真正不详的兆头。
国府给中共发了最后通牒,限令中共代表三月五号前离开南京、重庆和上海,还要关闭重庆的新华日报社。这表面上虽只是逐客令,却不如说是下了战表。
此时只能暂且放下北平之行,心里首要挂念的,便是白莎和琴生的安全。那该是一个礼拜天,我叫德诚备好车,便去到民权路他们家里。
人到楼上,却是敲不开门。此时我心里更是七上八下,只是怕他们已经遭遇不测。见我急得那般模样,德诚却也不是全解,只劝我放宽心,初春周末之时,年轻人出去踏青游玩也是情理之中。
我虽然心急,可知道他们的事情毕竟不一般,也只能等下去。在担心中过了两个礼拜,报上的消息却是噩耗连连。到了三月中旬一天,忽然看到报纸上面说国军已开始在陕北行动,由洛川和宜川,十几万人直指延安。
我那时谈不上是什么左派,与民盟的联系也多少断了。可因为白莎,也在不知不觉之中把自己的同情和关注投向了那一方。此时,正可谓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心里既想到了国家民族之运脉,更是为着一群我喜爱的年轻人的安危而忐忑。
原本我想着陕北毕竟是共产党十几年经营之根基,而此前听来,八路军虽比不上国军的精锐,但至少也是百万之众,总该能左右周旋一番。可谁知也就是五六天的光景,报上便是铺天盖地的延安大捷、陕北光复的消息。
那天的号外一出,重庆满街便又是一轮锣鼓鞭炮。政府必定是有所组织,可说来百姓们期盼从此天下太平,也未可厚非。我自己那时侯也说不上有多高的觉悟,更说不上什么信仰,只是盼着所有人平安。
这消息出了之后一两天,德诚来报信,说是看见了琴生。他这人谨慎,并没有前去打招呼,只是远远地看着。琴生看是刚从外地回来,手里拎着皮箱。至此,我心里总算是稍稍平复,便准备着那一两天去家里看看究竟。
到得第二天早上,还未等得我和德诚商量何时出门,白莎却和琴生一道来了。看见他们来,我自是高兴,也顾不上询问延安或是重庆的情况,只是招呼着德诚准备早饭。
白莎倒也没有客气,只是轻声说道:“麻烦舅舅了。也没打招呼,就跑了来。”
我看着他俩,脸上都挂着难以掩盖的憔悴。白莎还好,只是原本神采奕奕的双眸中多了些血丝和倦意,面颊上也少了些润色。琴生却是容颜苍白灰涩,身子更见单薄。他手里拎着一只皮箱,虽不是很大,可他提了这一路,额头竟满是汗水。
我看他拿着也吃力,可又不好意思放下,便想过去帮他一把。我这一向前,琴生却好似不放心,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我一怔,也有些尴尬,正不知该如何,倒还是白莎反应得快。她双手握住皮箱的把手,柔声地说道:“我帮帮你,先放下吧。舅舅这儿没事的。”
箱子放下了,琴生仍是显着不安,只是守在箱子边笔直地站着。白莎轻轻地拽了拽他的衣袖,爱抚地说道:“这一路走累了吧。先坐下,我给你擦擦汗。”
直到此时,白莎和琴生也未说出此行的来意。德诚端来早饭,他们便也只是默默地吃着,偶尔地问答几句却是欲言又止。
此时德诚怕也是看出了些端倪,便起身说道:“先生,我出去买些酒菜,就让白莎小姐和琴生少爷在这里吃了午饭再走。”
德诚还没走两步,却是被白莎拉了住。她笑着说道:“德诚叔,别忙了。我们待一下还要去上班,不吃饭了。一起坐坐,这事儿您也帮着参谋一下。”
我本以为白莎担心德诚在此会走漏风声,谁知她却是主动让德诚留下。这话不但让我有些诧异,琴生脸上也透着些迷茫。
“舅舅,”白莎不急不缓地又说了起来,“有件事要麻烦你,是庆哥的事。我本来说这事一定是找舅舅最妥当,可琴生说怕麻烦你,拖了几天也不来,庆哥那边又着急,我就硬把他拽了来。”
她说起是庆哥的事,我心里就有些明白,便道:“上次见着他,我还答应他照顾他的业务,既然是他的事,我一定想办法。”
“我说就是嘛,”白莎会意地看了看琴生,接着说道:“这事儿,要说也是庆哥业务上的事。他有一个朋友,准备着要存一笔钱在万县他们银行里面。这钱都是银元,他原本要自己带着去的,可是家里出了急事,这钱又不是小数,带在身上不方便,可他答应了庆哥又不好失言。庆哥就让他把钱放在我们这儿,再想办法。我和琴生都抽不开身,我就想不如我们把这钱给舅舅,你从银行汇国币过去。”
白莎这番话说得自是入情,可我却觉着有些不妥,便问道:“现在国币跌得这么快,庆哥那朋友这样岂不是要吃大亏?”
“舅舅,还是你细心,”白莎笑着说道,“没事的。那朋友是让庆哥帮他在万县买块地,再入股一两家生意。钱到了就拿出去,也差不了一两天的。我想舅舅你手头要留着些银元也正好以备不时之需。”
还未等我答话,倒是德诚先出了个主意:“先生,您要是怕亏到了人家,那不如就加上个半成,再汇过去。这样就算是过个几天,人家用钱也不亏到,咱们拿着这银元,总是涨的。这样不大家都好?”
这些世事上,德诚自然是比我算得精细。只是他不知我心里想到的。白莎这事说来倒也合情,可细细想,却真不知是否是实情。
自抗战胜利,也就是一年半的光景,国币对美金从两千出头跌倒了一万二。既然是生意人,便不会想不到这一节,更何况还要把银元托给别人?可或许白莎和庆哥如此安排却是有深意,既然是他们的事情,便是大事,也就不再多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