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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1991年美国波士顿（第3页）

“49年我最后一次见你姐姐，她把这封信交给我，有朝一日寄给你的妈妈。”

“四十多年了，我才做到。现在你妈妈不在了，我把信带回来，其实也是为我自己有个交代。”

听到此处，白太太已是泪流满面，哽咽不止。

“伊莎贝尔，我可以把这封信读给你妈妈听吗？”李先生问道。白太太默默点点头。

“亲爱的伊莎白小姐，

请原谅我这么久没有写信给你。乔治舅舅将告诉你我正处于怎样一种特殊的情形中。在过去一年半里，我无法与外界交流。听乔治舅舅说，你近来身体欠佳，我很是惦念。请原谅我在十四年前不辞而别，没能报答你对我和伊莎贝尔的照顾。

我的国家正在经历她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变革。就在几天前，一个新的共和国宣布成立。一部伟大的宪章将赋予国家独立，人民自由与幸福。所有人都为了这个好消息欢欣鼓舞，即使我们这些处境特殊的人也是一样。

我们中国人一百年来的梦想终于成真。我们的国家已经深受苦难多年，现在终得自由，我们的人民已经忍受那么久的欺凌，现在终获幸福。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多高兴啊！我的朋友们和我都高歌欢庆、喜极而泣。

我们这样的情形应该不久了。也许几周，或者至多几个月，我们就可以和同胞们一起建设新中国了。我若有机会，会设法去美国看你，但我还是要回到中国的。在这么多年的战争和破坏之后，有太多的重建工作需要我们去完成。

当然，也有可能我再也没法见到你了。请相信我，这并非因为我对你的爱减少了，而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的爱在我的血管深处流淌，因为那些我深爱的人们已经为这个国家献出了生命，我选择永远把这里当作家。

如果那样的话，伊莎贝尔会成为你的女儿，这是我们已经商量过的。尽管我们失去了生母，但你一直都是我们的妈妈，而我们也将永远是你的女儿。

亲爱的妈妈，谢谢你给我们所有的爱。永远爱你！

你的女儿

莎拉

1949年10月26日”

“伊莎贝尔，我想一个人在这里待一会儿。”李先生说道。我扶着李先生在石椅上坐下，静立片刻后，便同白太太一起默默走开。

这片地方游人罕至，只有亲属才会前来凭吊。静寂中，可以听到大自然无数声音的交响：草在脚底碎裂，枝叶彼此摩挲，偶尔会有杜鹃和伯劳的鸣唱，甚至是飘忽而过的秋风。

“学校里都顺利吧？”白太太用中文缓慢而艰难地问道。

“目前还不错，不过有时候也会觉得有点儿不太习惯。”

“是想家吗？”

“也说不上特别想，”我答道。

“那你的室友，同学对你好吗？“白太太关切地问道。

“哦，他们人都还不错。不过，怎么说呢，就是觉着还不是能完全融入，甚至有的时候是格格不入。”

“你想说说吗？有时候说说能感觉好一些。”

“其实也就是一些小事。比方说我有些英文的音发不好，室友就告诉我那样不对。他们也不是坏心，可我觉着挺不舒服的。”

白太太点点头，鼓励我继续说下去。

“大的事，就是无论怎么跟他们说，他们都搞不明白中国是怎么回事。我有个室友，还是准备学东亚研究的呢，他问我是不是家里已经给我指腹为婚了。我开始还和他们争，后来想着这一年都得一起吃住，还是算了。”

“我能明白，孩子。不要说你了，我自己有时候还会觉着不能融入呢。”

“白太太，您英文说的那么好，您是怎么练的呢？”

她迟疑片刻，好像在决定什么事情，然后说道：“我猜舅舅还没有给你讲过我们的故事吧。这段我来讲也好，也许能帮助你理解整个故事。”

“其实，我和姐姐应该是生在美国的，就在波士顿。我们的亲生父母祖籍是在中国。”

“那时候可和现在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是另外一个时代。过去，中国移民在美国的日子太难了。”

“关于我父母和我们出生后一两年的事，我自己也不清楚。但是妈妈—就是伊莎白小姐说，他们应该是做生意的商人。那个时候，美国政府严格禁止中国妇女来美国，只有商人才可以带妻子来。世纪初的唐人街几乎全都是男人。”

“后来，我的父母在1918年的大流感里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