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初创时期的一些杰出将领,今天我们大多数人可能已经不记得他们的姓名了,这些人过早地消失在历史帷幕的后面。但是他们在红军初创时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工农红军中非常杰出的将领,他们是王尔琢、黄公略和伍中豪。
三人都牺牲太早。
与朱德、陈毅一道,王尔琢对保留八一南昌起义火种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也是八一南昌起义余部留守三河坝部队中,地位仅次于朱德的领导者之一。当时师以上的军事指挥官只剩朱德一人,王尔琢和陈毅都是团一级的军事指挥官和政治工作干部。
八一南昌起义的余部,实际上是由朱德、王尔琢和陈毅三个人共同维持下来的,最后上了井冈山,实现了伟大的朱毛会师。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视察筹建中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发现没有王尔琢的照片,便对工作人员说:“要千方百计征集王尔琢的照片。”现在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内的那张照片,就是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找到的。
朱、毛井冈山会师后,王尔琢是红四军二十八团第一任团长。二十八团正是朱德从三河坝保存下来的南昌起义部队,全团1900多人,在红军中军事素质最高,战斗力最强,最能打硬仗。1928年5月和6月,在五斗江、草市坳和龙源口的战斗中,王尔琢率二十八团三战皆捷,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派何长工去二十八团担任党代表,何长工认为该部是正规部队,北伐中就战功赫赫,人又都是黄埔一、二、三、四期毕业的,思想上还颇有顾虑。萧克也在回忆录中说,他初入二十八团工作时,心中充满进入正规主力部队的兴奋。可见这支部队在红军中的分量。
王尔琢是黄埔一期生,在黄埔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周恩来将他留下,连续担任第二期、第三期的学生分队长和党代表。北伐时,周恩来派遣他担任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二十六团团长。部队攻入上海,蒋介石叛变革命,王尔琢被迫转入地下工作,后来随周恩来参加南昌起义。
王尔琢在天心圩整顿的时候就讲过,革命不胜利我不剃须,后来就一直留着很长的胡子。王尔琢这种革命的坚定性还是很强的。但是王尔琢也有他个人的一些弱点,他过于相信感情,对革命复杂斗争警惕性不高。这成为王尔琢后来过早牺牲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尔琢1928年8月死于其麾下二营营长、叛徒袁崇全的手中,牺牲时25岁。
袁崇全的叛变是王尔琢完全没有想到的。他觉得他与袁崇全交往这么深,袁崇全是不至于叛变的。
从指挥上看,王尔琢是二十八团的团长,袁崇全是二十八团二营营长,俩人是上下级关系,从感情上二人又是兄弟关系,而且还都是湖南老乡——王尔琢是湖南石门人,袁崇全是湖南桃源人。所以王尔琢天然就觉得不管是从指挥关系还是从情感关系来说,袁崇全都应该听自己的话,都应该是自己最信任的人。
当时二十八团参加了打郴州的作战,郴州没有打下来,此战事也称“八月失败”。战斗后一同作战的二十九团全团溃散,二十九团主要是湘南起义的主力,使得二十八团立即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我们经常讲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叛徒比比皆是,叛徒往往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容易产生动摇。在经历“八月失败”那样的困难后,二十八团二营的营长袁崇全动摇了,想把整个营拉走叛变。
当时王尔琢是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他率领一营追击,一营的营长就是林彪。
林彪早先已经感觉到二营营长袁崇全那种动摇,当即提出追上去要武力解决。王尔琢过分相信自己和袁崇全的私人情感,他没有采纳林彪的意见。
当年19岁的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在83岁时回忆那一幕,感慨万分:
“王尔琢去叫袁崇全时,我在场。他和袁有较深的关系,同学,还是老乡,一个是石门人,一个是桃源人。当有人提出要去打袁崇全时,王尔琢很气愤,说:‘岂有此理!’他不认为袁会死心塌地地反革命。他认为,他去叫,袁一定会回来。
“听跟他去的人讲,进村后,他大声喊:‘我是王团长,是来接你们的!’战士们听出他的声音,不打枪。找到袁崇全的房子时,袁拿着枪出来。王让他回去,他不回,俩人吵起来。吵着吵着,袁崇全揪住王尔琢的脖子就开了枪……”
杜修经说有人提出要去打袁崇全的“有人”,便是林彪。
王尔琢牺牲时25岁,非常可惜。以王尔琢的指挥才能,如果不牺牲,新中国成立后他肯定能评上元帅,当然这是一种假设,历史最遗憾之处,虽然可以允许假设,但是历史最终只进行选择,而选择的另一边是淘汰。
过分相信私人感情的王尔琢,在革命生涯早期被他最相信的袁崇全所淘汰掉。
王尔琢牺牲,陈毅说是红军的极大损失。
朱德不得不心痛地兼起了该团团长,一直到1928年年底,才把这副担子放到林彪身上,红军也就此升起了一颗新星。从林彪对王尔琢的提醒可以看出来,林彪早年的坚定性。林彪在当时条件下,能果断提出武力解决,也充分说明这位年轻的营长、未来红军中的卓越将领,行为的果敢和头脑的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