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样做的弊病是,使人们的性情柔和而缺少进取心,因此当权臣篡夺国家政权时,没有谁出来抗争。
后汉崇尚名誉和节操,这是接受了西汉的教训。然而它的弊病是,终究导致人们掩饰真情而标新立异,从而酿成了党锢之祸。
唉,纠正错误却超过了允当,汲取教训却导致政治上的严苛;往日纠正错误时的称心如意,结果步入了来日后悔的境地,以致发出了悔不当初的感叹!
这就象庸医给病人用药一样,病是由热引起的,就用天下最寒的方剂泻热;药物的寒性又给病人添了寒病,便又服用金石一类的烈性药物,以反寒为热。寒被止住了,而热又生了,药物造成的病患又发作了。
因此只有真正的治国之道,才能做到公正而无偏颇。
纠正错误,却不失于中正;惩戒祸乱,却不急于治理;安心遵守儒家的礼法道义,并且不反复无常;信守儒家的中庸之道,并且不夹杂个人的好恶。
如此一来,天下的弊病就象是相互抵消了,而祸患也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大概只有君子,才能认识到这一点;也只有君子,才能理解这一点。
智慧只能察觉某方面问题的人,隐患往往潜伏在他所觉察的问题之中;权力用于矫枉之人,祸乱往往因为矫枉而过正。
世上之所以多事,统治者常常觉得智慧和权力不够用,其实他们哪里知道自己所缺少的,并不仅仅是智慧和权力啊!对此,你有什么意见?”
马腾说:“我觉得之所以会出现偏颇,一是统治者不具备治国之道,二是没有抓住根本。
不具备治国之道,其出发点就有偏颇,以偏颇去治理偏颇,岂不是偏上加偏?要是还没有察觉事情的根本之所在,就贸然出手,恐怕不仅仅是偏颇就能形容的了。”
永嘉先生道:“确然如此。有人常说:‘革旧布新,只要符合道理,即使违背人之常情,也不要担心犹豫。’
我就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不合人情的政治是不可能长久的。
不如在行事时,暗中去掉违背人之常情的因素,使人自觉服从统治者的意愿而又不易觉察出来,这样人民就不会怨天尤人,社会也不会动乱。
战国时,楚人不愿意养蚕,如果强行让其从事养蚕业,他们未必心甘情愿。只有一个官员建议,不如让百姓在交纳租税时以帛代钱,百姓就自然尽心于养蚕业。
汉代的百姓不致力于农业,如果国家强迫他们务农,未必心甘情愿。只有晁错认为,不如让百姓向国家交纳粮食以换取官爵,百姓就自然尽心于农业。
前汉时,诸侯王的势力强大,国家如果通过行政手段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必然产生动乱。而贾谊认为,用诸侯王的领地分封他们自己的子弟,这样就有了使他们高兴的因素,而诸侯王的势力自然也就削弱了。
后汉屯兵边塞,敌人来了就弃地逃跑。朝臣认为,征集有劳动能力的男子到郡里定居,敌人来了,人们会自觉投入战斗,这个问题自然而然也就解决了。
国家的弊端,贵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去掉,事情就没有不取得成功的。我想,这应该是治理弊端的最高境界吧?你是怎么看的?”
马腾说:“能这样做,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