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瑜,字公瑾,汉末名将,庐江舒县人,洛阳令周异之子,堂祖父周景、堂叔周忠,都官至太尉。自幼与孙策交好,孙策于袁术麾下初崛起时曾随之扫荡江东,后来回去镇守丹阳。袁术心慕周瑜的才干,欲聘周瑜为将,但是周瑜以袁术难成大事而拒绝。其后设法投奔孙策,为中郎将,孙策相待甚厚,又同时迎娶有「国色」之称的二乔,成为连襟。孙策遇刺身亡后,周瑜与张昭一起共同辅佐孙权,为中护军,执掌军政大事。赤壁大战期间,力主拒曹,而指挥全军在乌林迎击曹军取得胜利。赤壁大战之后,周瑜谏议孙权将刘备安抚在吴郡,以美女和玩物消磨其意志,但孙权未采纳。孙权后来采纳周瑜的谏议,拟出兵攻取蜀地,消灭张鲁,然后消灭曹操,周瑜在江陵进行军事准备时死于巴陵,时年三十六岁。孙权曾为其素服吊丧。周瑜性情开朗,气度宽宏,深得维恩显着。精通乐律,即使在醉酒时也能听出音律的错误。正史上周瑜“性度恢廓”“实奇才也”,范成大誉之为“世间豪杰英雄士、江左风流美丈夫”。宋徽宗时追尊其为平虏伯。位列唐武庙六十四将、宋武庙七十二将之一。
受演义小说和戏曲的影响,三国时代的周瑜在众多人心目中是个器量狭小之人,“诸葛亮三气周瑜”的故事家喻户晓,而“既生瑜,何生亮”更被视为周瑜妒才的心理独白,但历史上的周瑜其实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智勇兼备,器量广大,并且多才多艺。据《三国志》记载,刘备曾经称赞周瑜乃是“文武筹略,万人之英”,周瑜少年有为,为东吴孙氏基业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是赤壁之战大败曹军,由此奠定了魏蜀吴三足鼎立,天下三分的历史基础,而赤壁之战也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着名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
历史上的周瑜自幼志向远大,有着远见卓识,本来颇得袁术赏识的他却并不看好袁术,转而投靠礼贤下士的孙策,周瑜清俊高大,年仅二十四岁时即被孙策封为建威中郎将,吴中人都呼其为周郎。周瑜与孙策同年,后又为连襟,故而情谊更笃,史载周瑜追随孙策南征北战,攻荆州,打皖县,讨江夏,平豫章,定庐陵,帮助孙策极大地拓展了东吴基业。曹操听闻周瑜少年英雄,便派蒋干作为说客,劝说周瑜归附自己,蒋干虽是能言善辩,孰料刚一到吴营,就被周瑜将了一军,周瑜表明自己只求酬报明主之恩,但愿与其祸福共存的心迹,周瑜对孙氏政权的忠贞,不仅使蒋干折服,而且当时中原士人也都对此赞叹不已。
孙策遇刺身亡后,周瑜又与张昭共同辅佐继立的孙权,建功立业,而在周瑜的军事生涯中,最为绚烂的篇章便是亲自部署指挥,并赢得大捷的赤壁之战。
周瑜不仅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而且是也是雅量高致的伯乐,历史学家陈寿称其“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惟与程普不睦”。也就是说,除了跟程普关系不睦,与其他人的关系都处得不错,而据《三国志》记载,周瑜与程普关系不睦的原因,也不应归咎于周瑜,程普早年因追随孙坚攻城略地,身经百战,故而凭恃资历轻视乃致欺辱周瑜,但周瑜只是折节容忍,并不与其计较。天长日久,周瑜的大度感化了程普,程普转而佩服敬重起周瑜来,声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周瑜宽宏磊落,多次向孙氏政权荐贤举能,鲁肃就是周瑜推荐的,甚至在病重时,周瑜还极力向孙权推荐鲁肃,接任自己的职位,而鲁肃不负厚望,竭力辅佐孙权,为孙氏基业立下了不少功勋,东吴政权由此稳定下来,这也可谓是周瑜慧眼独具的结果。
历史上的周瑜,兼具文韬武略,精通音律,据《三国志》记载,周瑜即便是酒过三巡,仍然能够听得出奏曲者的失误,故而当时民间歌谣传唱说“曲有误,周郎顾”。虽然史书上对于周瑜的音乐才华仅此一笔,但这一鳞半爪,也足可印证周瑜的文武全才,作为一位文韬武略的三国精英,直到今天多数人心中周瑜妒贤嫉能这一形象的演变,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在隋、唐、宋时期,世人对于周瑜故事的传唱大都以褒扬为主,大家熟知的诸多诗歌都在赞颂周瑜的历史功绩,如李白《赤壁歌》中的“烈火张天照云海,周郎于此破曹公”,戴复古的《赤壁》:“千载周公瑾,如其在眼前。英风挥羽扇,烈火破楼船”,以及苏东坡的《赤壁怀古》,“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但自元、明、清后,小说演义以及戏剧中的周瑜,形象便受到了极大的贬损,周瑜被刻画成了一个心胸狭小,争强好胜反面典型。
周瑜历史形象的变形,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正统的文化观念的影响,后世人多尊三国时期的汉蜀政权为正统,故而在周瑜与诸葛亮,这两个三国精英形象的塑造中,便多有而贬损周瑜,而褒扬拔高诸葛亮的倾向;二是艺术创作中虚构移借,极力渲染扩大的结果,特别是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美人计,“草船借箭”、“三气周瑜”等虚构情节,其后的京剧,汉剧如《黄鹤楼》、《打黄盖》等又极将周瑜气量狭小、短毒的性格发展到极致,事实上在赤壁之战时,三国史籍中根本找不到,诸葛亮具体指挥赤壁之战,以及与周瑜交往的记载,而老将黄盖在赤壁之战中,自愿献计承担皮肉之苦,足可以反映出周瑜在东吴将士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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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非常了解周瑜,孙权和周瑜相识应该是在孙权很小的时候,大概七八岁的样子,这样的年龄有感情是肯定的,但还有互相的了解,这种了解是深层的、内在的。周瑜出身在世宦家庭,累代汉臣,以忠心汉室为荣,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周瑜有天大的本领,也不能做出不忠汉室的事。孙策家则不同,孙坚起于微贱,孙家没有周家的忠心汉室的框框,所以孙策有争衡天下的想法,周瑜即使看到汉室将倾,只能以兄弟的情义帮助孙策和孙权,他自己则不能这样干,再有周瑜从小接受的是儒家思想,忠君的思想也是很强的,虽然不是愚忠,但这样的思想,让他不可能做出自己争衡天下,或在江东分出自己的势力来。
孙权和周瑜在一起那么长时间,孙权怎会不了解周瑜呢,孙权19岁领江东,能够在那样的环境下守住基业,又建立了吴国,不会不识人的。孙家给予周瑜的是况世恩遇,但“功劳镇主”是中国上永恒的也是必然的主题,尽管兵家们无穷止的劝谏“将在外君令有所不授”,但君王们本性使然地给了那些“拥兵自重”者无穷止的怀疑,实际上君臣之间的猜忌是永远不能避免的,就象刘备对关羽张飞不可避免存在猜忌一样,孙权对周瑜也是如此。孙权是了解周瑜的,这种了解不仅是周瑜能力等方面的了解,是对周瑜内在思想上的了解.如果周瑜要自己干,有不臣之心,可以不帮孙家干,或者在孙策刚死,孙权在江东立足不稳时就有动作,何必浪费十年的时间呢?孙权对周瑜的为人是了解的,以他对周瑜的了解,为什么还要去猜忌呢?
明显的间隙表现在赤壁战前,周瑜要兵五万,孙权却借口难以卒合只给三万,周瑜是江东诸将之首,长期执掌军事,怎么会不知道自己一方军队的实际情况,孙权明显在打压。此后同时任用周瑜程普,弃用徙备置吴之计,都是若明若暗的表现,君王对臣子猜忌,尤其是对有能力的臣子猜忌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常见的,但周瑜非常善于处理君臣关系,从不居功自傲,加上多年来亦臣亦兄的感情,从感情上说孙权是信任周瑜的,人总是有感情的,君主也一样。同时,孙权是雄主,周瑜总能激起他心底的雄心壮志,让他看到成就霸业的希望,这也使得他非常倚重周瑜,而这种想迫切成就霸业的愿望加强了孙权对周瑜的倚重,也盖过了功高镇主所造成的心理压力。
总的来说孙权对周瑜是信任的,更是倚重的,这种感情上的信任,和事业上的倚重远远超过他作为君主对周瑜的猜忌,再加上周瑜的早逝,使这一点猜忌也烟消云散了,只留下了对周瑜的无限感激与怀念,并把他看作是衡量其后三杰的标准和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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