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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第2页）

我很久以来就认为，在日内瓦，牧师界或者至少是公民和市民们，会对通缉我的那道命令违反了教会法而强烈抗议的。但一切都平静如水，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其实，一种普遍的不满情绪在酝酿中，只等时机一到，便要爆发出来。我的朋友，或者说那些所谓的朋友，接二连三地写信给我，要求我去领着他们干，向我保证说，公众会弥补议会的过失的。我担心我的出现会引起混乱和骚动，所以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而且我忠于我曾立下的誓言，永不染指我的祖国的任何内乱。我宁可让侮辱继续存在，宁可永远被从自己的祖国驱逐出去，也不愿以暴力和凶险的手段返回祖国。的确，我是曾期待市民方面以合法而和平的方式出面反对一个与他们利害攸关的违法行为。可是，他们没有任何动作。领导市民阶层的那些人不是在想法伸张正义，而是在努力寻找机会表现自己。他们在暗中策划，却一声不吭，任随议会推在前面的那些饶舌之人和伪善者或自称善良的人去鼓噪，以便让平民百姓觉着我可憎可恶，并把他们的倒行逆施看作宗教热忱。

我原以为有人会出面反对非法诉讼程序，但白白地期待了一年多。最后，我打定了主意，眼见自己为自己的同胞们所抛弃，我决心背弃我那使我寒心的祖国。其实，我从未在自己的祖国生活过，也未曾得过它的任何好处和帮助。而作为对我曾尽力为它增光添彩的报答，它竟然全国上下如此一致地可耻地对待我，而那些本该出来说话的人却什么也没说。于是，我便给那年的首席民事代表——我想，是法弗尔先生——写了一封信，郑重声明放弃我的市民权，但我在信中仍注意到礼貌和克制。我的敌人们的残暴常常迫使我在落难之际作出豪迈之举时，始终都很注意礼貌和克制的。

我的这一做法终于让公民们睁开了眼睛。他们感到，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不该不为我伸张正义，于是，他们便捍卫起我来，可已为时晚矣。他们本已心怀不满，正好把我的事一并算上，作为多次上书的内容，写得入情入理。议会有法国政府支持，有恃无恐，对他们的要求粗暴、断然地加以回绝，致使他们更加觉得议会打定主意要奴役他们，所以更加扩大和加重了意见书的内容。因这番争吵，出了不少的小册子，但直到《乡间来信》突然发表之前，这些小册子都没起过任何作用。《乡间来信》是为议会张目的作品，写得妙笔生花，国民代表（）①一派被驳得哑口无言，一时间被压垮了。此作乃其作者稀世奇才的传世之作，出自检察长特隆尚（）②之手。特隆尚是个才华横溢、开明远见之人，深谙法律和共和国政体。Siluitterra。（）③

国民代表们从最初的颓丧中恢复过来，准备撰文作答，花了不少时间，总算凑合着写成了。但是，他们全都用眼睛盯着我，好像只有我能与这样的一个对手进行较量，有希望将对手打垮。我承认，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原先的同胞们认为这一尴尬场面因我而起，我有义务用我的笔来帮助他们。在他们的催促之下，我便着手回驳《乡间来信》，我按原作名称，把我的驳文称之为《山中来信》。这项工作我准备并执行得十分机密，以至于我在托农跟国民代表的头头们会晤，谈论他们的事情时，他们把他们的答辩提要拿给我看，我都只字未提我已经写好了我的辩文，生怕漏出点风声，传到官员们或我的私敌耳里，有碍印刷。然而，我未能避免让这一作品在发表之前在法国为人所知，但是，人家宁可让它发表，也不愿让我太清楚我的秘密是怎么被发现的。在这一点上，我将只说我所知道的（其实我知道的很有限），而推测之事我就不说了。

在莫蒂埃，登门造访者与在退隐庐和蒙莫朗西一样多，但大部分来访者极其不同。在这之前，来看我的都是一些与我在才能上、兴趣上、准则上有点关系的人，他们假借此关系前来找我，一上来便先跟我谈一些我能与他们谈的事情。在莫蒂埃，情况就不再是这样的了，特别是法国方面来的人。他们是一些军官，或者其他一些对文学一窍不通的人，甚至大部分都从未读过我的作品。可据他们自己声称，却跑了三十、四十、六十、一百法里前来看我，瞻仰一番我这个名流、名人、大名人、大伟人，云云。自那时起，人们便不停地粗鄙不堪地冲着我进行寡廉鲜耻的阿谀，而此前来拜访我的人因对我十分敬重，所以一直使我免受此罪。由于这些不速之客中的大部分人都不肯自报家门，不肯说出自己的身份，由于他们的知识和我的知识不是一个路数，由于他们没有读过，甚至没有浏览过我的作品，所以我都不知道该跟他们谈些什么。于是，我便等着他们自己先说，因为只有他们心里明白为何前来，该由他们告诉我为什么要来看我。大家可以想象，对于我来说，这是引不出很有趣的谈话的。当然他们可能会感觉有兴趣，就看他们想知道些什么了。我由于并无防人之心，在他们认为宜于向我提出来的所有问题上，我谈起来是无所保留的。他们回去时，一般来说，对我的情况可说是同我一样知之甚详。

譬如，我就是这样接待过范斯先生的来访。他是王后的马术教官兼王后卫队的骑兵队队长。他竟然有耐性在莫蒂埃待了好几天，甚至牵着自己的马，跟着我徒步走到拉费里埃尔，可我俩除了都认识菲尔小姐，都会玩玩比尔包开球而外，并无共同之处。在范斯先生之前和之后，我还接待过一次更加特别的来访。有两个人步行前来，各自牵着一头驮着自己小行李的骡子，住进客栈之后，自己刷洗干净骡子，然后便要求前来看我。看着这两个赶骡子的人的一身装束，人们把他们当成了走私贩子，消息一下子传开了，说是有走私贩子跑来拜访我了。他们一开口同我谈话，我便知道他们并不是这种人。但是，尽管不是走私贩子，却可能是两个冒险家，这种疑心使我一时间心存戒备。他们很快便让我心里踏实了。原来一个是蒙多邦先生，人称拉杜尔·迪潘伯爵，是多菲内地区的一位绅士，另一个是达斯蒂埃先生，卡尔邦特拉人氏，是一位前军人，他把圣－路易十字奖章放在兜里，免得招摇过市。这两位先生都很可爱，都很有才气，他们的谈吐落落大方而又妙趣横生。他们的旅行方式极不合法国绅士风度，但与我的口味颇为相投，致使我对他俩产生了某种好感，而他们的谈吐更加强了这种感情。与他俩的交往并未到此结束，因为现在还在来往，他们又来看过我好几次，不过不再是走来的，一开始走了来倒是挺好的。然而，我越看这两位先生，就越觉得他们同我的兴趣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越感到他们的信条不是我的信条，越发觉我的作品他们并不熟悉，他们和我之间没有任何真正的共鸣。那他们到底对我何所求呢？为什么这么一身打扮跑来看我？为什么一待就是好几天呢？为什么后来又来了好几次？为什么那么殷切希望我去做客？我当时没有想到对自己提出这些问题，而是自那以后，我有时候这么自己在问自己。

我为他们的主动来访所感动，便未假思索地把心交了出去，特别是对达斯蒂埃先生，他神情开朗，我更喜欢。我甚至同他保持通信，而且，当我想让人排印《山中来信》的时候，我曾想找他帮忙，以骗过那帮在去荷兰的路上等着我的邮包的人。他曾对我大谈特谈——也许他是故意这么说的——在阿维尼翁的出版自由，他还主动地提出要为我帮忙，如果我有什么东西要拿到那儿去印的话。我正好借此机会，陆续通过邮局给他寄去我的头几分册手稿。他把它们留了很久之后，又给我寄了回来，说是没有一个书商敢于承印。于是，我只好又去找雷伊，并且留着心思，一分册一分册地寄去，在得知收到前一分册之后，才寄去下一分册。在该作品出版之前，我知道它已在大臣们的办公室里被看过了，而且，纳沙泰尔的德斯什尼还跟我提到过一本名为《山中人》的书，说是奥尔巴什跟他说过是我写的。我如实地告诉他说，没有叫这么个名字的书。当《山中来信》发表的时候，他暴跳如雷，斥责我撒谎，其实我对他说的只是实情。这就说明我是怎么确知我的手稿被人看过了的。我深信雷伊的忠实，所以便不得不往别的方面去猜，而我猜得最多的是邮包在邮局被人拆开过。

几乎与此同时结识的另一个人，一开始是通过书信往来，他名叫拉利奥先生，尼姆人氏。他从巴黎写信给我，请我给他寄一张我的侧影像，说是需要用来让勒穆瓦纳先生替我雕一尊大理石半身像，放在他的书斋里。如果这是为了感化我而想出的一种奉承办法，那它是完全奏效的。我断定，一个想把我的大理石半身像放在自己书斋里的人，一定饱览我的著作，因此，也折服于我的信条，并且非常喜欢我，因为他的心和我的心是灵犀相通的。这么一想，我很难不受到诱惑。后来，我见到拉利奥先生了。我发现他非常热心，想帮我许多小忙，想插手我的许多小事。但是，我毕竟感到怀疑，在他一生中所读过的那不多的几本书中是否有我的一本。我不知道他是否有一个书斋，即使有，是否物尽其用，至于那半身像，只不过是一个差劲的黏土雏形，确系勒穆瓦纳所塑，雕的是一个丑陋不堪的人像。但他到处宣扬是我的雕像，仿佛它与我有点相像似的。

因对我的情感以及我的著作感兴趣而前来看望我的唯一一个法国人，是利穆赞团的一位年轻军官，名叫塞吉埃·德·圣布里松先生。他因具有令人赞赏的才华和自命不凡而在巴黎、在社交界出过风头，也许现在仍风头不减。在我遭难前的那个冬天，他曾跑来蒙莫朗西看我。我觉得他感情奔放，我很喜欢。后来，他写信到莫蒂埃给我，而且，也许是想讨好我，也许是他读了《爱弥儿》之后确实晕头转向，反正他告诉我说，他要脱离军旅，独立地生活，还告诉我说他将学木工活儿。他有一位兄长，是同一个团的上尉，是他母亲独宠的儿子。他母亲是一位过分虔诚笃信的信徒，不知是受哪一位伪善的神甫指导，对小儿子非常不好，斥责他不信教，甚至谴责他与我来往，实属十恶不赦。他因此而愤懑不平，欲与他的母亲断绝关系，走我刚才说的那条道，干脆做一个小“爱弥儿”。

他这么急不可耐的，让我着实乱了方寸。我连忙给他写信，让他回心转意。我尽自己的可能，使出浑身解数，去规劝他，总算将他说动了。他恢复了对母亲的孝道，并且从团长手里要回了他的辞呈。他在把辞呈递交团长之后，团长审慎地未作任何处理，以便让他有时间好好地考虑考虑。圣布里松丢开了他的那些疯狂念头之后，又动了一个念头，虽说不那么荒唐，但不怎么合我口味：他想当作家。他连续地出了两三本小册子，看得出他倒并不是一个没有才气的人，但我并不会因为自己没有就此对他有所赞扬，没有鼓励他继续此道而问心有愧。

不久之后，他跑来看我，我俩一起前往圣皮埃尔岛一游。在这次游玩中，我发觉他与我在蒙莫朗西见到他时判若两人。他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矫揉造作的架势，我开始倒并不觉得恼火，但自此之后，我脑子里总要常常回想起来。当我前往伦敦，路过巴黎时，他到圣西蒙旅店又来看过我一次。我在那里得知——他先前并未告诉过我——他生活在上流社会之中，并且经常见到卢森堡夫人。我在特利时，他就音信全无了，也没托他的亲戚塞吉埃小姐转告我点消息。塞吉埃小姐是我的邻居，但看样子对我始终无甚好感。总而言之，圣布里松先生对我的仰慕，如同与范斯先生的交往一样，一下子便中断了。可是，范斯并不欠我什么情，而他则欠我点什么，除非我阻止他做的那些蠢事只不过是他耍的一个把戏：实际上，这倒是大有可能的。

从日内瓦来看我的人也非常之多。德吕克父子就相继选上我当他们的看护：父亲是在半路上病倒的，儿子从日内瓦一动身便病了，父子二人都前来我处休养了。牧师们、亲戚们、伪善者们，以及各种各样的人都从日内瓦和瑞士跑来，他们不像从法国来的人，为了崇拜我或挖苦我而来，他们是为了斥责我、教训我而来的。唯一使我觉得开心的人是穆尔杜，他跑来同我一起待了三四天，我真想再多留他一些时日。来人中跑得最勤、最死皮赖脸、烦得我够呛的是迪维尔诺瓦先生，他是一位日内瓦的商贾、法国难民、纳沙泰尔的检察长的亲戚。这位日内瓦的迪维尔诺瓦先生每年来莫蒂埃两次，是专程前来看我的。一连好几天，从早到晚地待在我家，跟我一起散步，给我带来各种各样的小礼物，让我无可奈何地探听我的隐秘，凡是我的事他都要插上一手，可我俩之间在思想上、爱好上、感情上、知识上，都没有任何可以沟通的。我怀疑他一辈子是否读完过任何种类的任何一本书，甚至连我的书写的是什么恐怕都未必知道。在我去采集植物标本的时候，他也跟着我去，可对此毫无兴趣，而且也没什么话好跟我说的，而我也没什么话好跟他说。他甚至有勇气在古穆安的一个小酒馆里，跟我相对而坐了三整天。我以为他会因为感到厌烦并且看出他让我有多么讨厌而识相地离去，可他仍旧死赖着不走，我也搞不懂他到底为何如此有耐心。

在所有这些我只是迫不得已结识和维持的关系中，只有一个是我感觉愉快并且打心眼儿里真正关切，是我不应该漏掉不说的。那是一个匈牙利青年，他来到纳沙泰尔定居。然后，在我定居莫蒂埃几个月之后，他从纳沙泰尔也到了莫蒂埃。在当地，人们称呼他为索特恩男爵，他就是以这个名字从苏黎世介绍来的。他身材魁伟，相貌堂堂，面容讨喜，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逢人便说，而且还暗示于我，他只是冲着我才来纳沙泰尔的，想通过与我的交往，趁年轻之时修身养性。他的容貌、风度和举止使我觉得与他的谈吐相一致。我以为，这个我看着无处不好、又是怀着如此可敬的动机前来寻我的年轻人，我若是将他拒之门外，那就是未尽到一个最伟大的义务了。我与人交往，从不会半心半意的。很快，他就获得了我的全部友情、全部信赖，我俩变得形影不离了。我每次去徒步郊游，他都相随相伴，而且也喜欢上徒步旅行了。我领他去元帅勋爵家，后者对他百般地疼爱。由于他还不能用法语表达，他同我说话，给我写信便只有用拉丁文，而我则用法语回答他。两种语言的交替使用丝毫未使我俩交谈的流畅和热烈受到影响。他跟我谈到他的家庭、他的事务、他的遭遇，也谈到维也纳宫廷，而且对其中的内幕了如指掌。总之，在我俩相处最为亲密的近两年当中，我只觉得他性情温和，凡事不急，品行不仅正直，而且高雅，衣着整洁干净，谈吐极其彬彬有礼。总之，他透着良家子弟所有的特征，令我觉得非常可敬可佩，不能不喜欢他。

在我俩过从甚密之时，迪维尔诺瓦从日内瓦写信给我，让我当心前来我身边住下的匈牙利青年，说有人告诉他说，此人是法国政府安插在我身边的一名奸细。这一警告是会让我觉得很不安的，因为在我住的地方，大家都提醒我凡事要留神，说有人在窥视我，在想方设法地要把我引到法国领土上去，以便在那儿对我下毒手。

为了一劳永逸地把这帮无聊的警告者的嘴给堵上，我便率先未向他有任何透露地建议他一起去蓬达里埃徒步远游，他同意了。到了蓬达里埃时，我便将迪维尔诺瓦的信拿出来给他看，然后，我热烈地拥抱着他说：“索特恩无须我向他证明我对他的信任，但公众需要我证明我是知人识人的。”这拥抱非常温馨，这也是心灵的一种快乐，是迫害者们所不识，也无法从被迫害者那儿夺走的。

我永远也不会相信索特恩是个奸细，不相信他会出卖我，但他却欺骗了我。当我毫无保留地把心掏给他的时候，他竟然有勇气经常将他的心向我紧锁着，并且用一些谎言来蒙骗我。他跟我胡诌了一个不知什么故事，竟使我觉得他非回国去不可。我还劝他尽快动身。于是，他走了。当我以为他已经回到匈牙利的时候，我却听说他在斯特拉斯堡。他去斯特拉斯堡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他曾在那儿把一个家庭搅得乱七八糟：那做丈夫的知道我常与他见面，便给我写了一封信。我不遗余力地劝说年轻妻子回归妇道，劝说索特恩别忘了为人之道。当我以为他俩已完全分手的时候，这对男女却又聚首一处了，而且做丈夫的还殷勤地将年轻人又邀至家中住下。这时候，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我得知那个所谓的男爵用了一大堆谎话骗了我。他根本就不叫索特恩，而叫索特斯汉姆。至于男爵那头衔，是人家在瑞士加给他的，我不能责怪他，因为他从未自称是男爵。但是，我并不怀疑他确实是个小贵族，而且一眼就能看透人的元帅勋爵，曾经去过匈牙利，他一直视他为贵族，并且是以此相待的。

他刚一离去，他在莫蒂埃用餐的那家客栈的女佣便声称身怀有孕了，说是他搞的。那女佣是个下流贱货，而索特恩在整个地区都因其行为道德之高尚而遍受敬重和爱戴，而且他又一向喜欢干干净净的，所以这盆脏水令大家都非常恼火。当地最可爱的那些女人曾百般挑逗他都未能如愿，闻听此事，都怒不可遏。我也气得七窍生烟。我竭尽全力让那个不要脸的女人闭嘴，允诺负担她的一切费用，并且为索特斯汉姆作保。我给他写了信，我不仅深信那女人的肚子不是他搞大的，而且她是装出来的，而这一切全都是他的仇敌和我的敌人玩的一个把戏。我要他回来羞辱这个女浑蛋和教唆她的那帮人。可他回信中的软弱令我惊奇。他写信给那个下贱货所在教区的牧师，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一看这个架势，便不再掺和了，非常惊奇如此放荡不羁的一个人，竟能相当地克制自己，在与我过从甚密之时，以其矜持将我给蒙骗了。

索特斯汉姆从斯特拉斯堡到了巴黎，去寻出路，但找到的只是贫困。他给我写信，诉说了他的Peccavi（）①。我回想起我俩往日的友谊，不禁心有所动，于是便寄了点钱给他。第二年，在路过巴黎时，我又见到了他，看他差不多还是那么窘困，但已是拉利奥先生的好友了。可我无法知晓他们是怎么认识的，不知他们是老友还是新朋。两年之后，索特斯汉姆回到了斯特拉斯堡，从那儿给我写过信，后在那儿去世了。这就是我俩交往的简单情况，以及我所知道的有关他的遭遇。不过，我虽悲叹这位不幸青年的命运，但仍始终深信他是个良家子弟，深信他之所以放浪形骸，全都是他所处环境使然。

这就是我在莫蒂埃所交往和结识的人。得有多少这样的交往和结识才能补偿我在此同一时期所受到的惨痛损失啊！

第一个损失就是卢森堡先生之死。他在被医生们长期折磨之后，终于成了他们的牺牲品。他得的是痛风，可他们硬说不是，当成了一种他们认为能治好的病来治。关于这一点，如果应该相信元帅夫人的亲信拉罗什先生给我写信说的情况的话，那就完全应该根据这一惨痛而难忘的例子为大人物的不幸悲叹痛惜。

这位善良的大人物之死使我尤其伤心，因为他是我在法国唯一的真心朋友，他那极其温和的性格使我完全忘了他的身份地位，使我像同地位一样的人那样与他情深意笃。我俩的交往并未因我的隐遁而终止，他仍一如既往地给我写信。然而，我认为我也看出来了，我的离去，或者说我的不幸，使他的情感也降了温。一位朝臣对一个他知道已在君王们面前失宠的人仍保持同样的感情确实是很困难的。再说，我断定，卢森堡夫人对他的巨大影响是于我不利的，她一定是趁我离去之机，给他吹风，损害于我。至于她本人，尽管仍然装出点友好表示，但已实属罕见了，并且日甚一日地毫不掩饰她对我的感情上的这种变化。她断断续续地给我往瑞士写了四五封信，然后就再没有给我写过信了，也怪我当时仍太主观，太自信，太盲目，没有看出她对我已不只是冷淡而已了。

迪舍纳的合伙人、书商居伊在我走后，往卢森堡府中跑得特勤。他写信给我，说是元帅先生的遗嘱上有我的名字。这是完全自然、十分可信的事，所以我并未怀疑。这使我心里颇费踌躇，到底如何对待他的遗赠。思来想去之后，我决定不管所赠何物，都接受下来，以表示对这么一个正直的人的崇敬，因为一个身居高位的人，是不怎么会有友情的，可他却对我怀有一种真正的友情。但我被免除了这一义务，因为我没再听说这个不知真假的遗赠。说实在的，我若是趁我所情有独钟的人的死而捞点什么的话，那会使我因违背了我道德准则中的一条而痛苦不堪的。在我们的朋友米萨尔病危的时候，勒涅普曾向我建议，趁他对我们的关怀表示感激之际，暗示他给我们点好处。“啊！亲爱的勒涅普，”我对他说，“我们在对我们生命垂危的朋友尽我们伤心而神圣的义务的时候，千万别有非分之想，从而玷污了自己。我希望任何人的遗嘱上都别有我的名字，至少永远别在我的任何一位朋友的遗嘱上有。”差不多就在这同一时期，元帅勋爵跟我谈起了他的遗嘱，说他打算在其中留点什么给我，而我对他的回答，已在上卷中谈到过了。

我的第二个损失，使我更加悲痛欲绝，更加欲哭无泪，那就是女人中最好的女人、母亲中最好的母亲撒手西归了。她已不胜年迈，不胜残疾和穷困，脱离了这人间苦海，去到善人天国，去甜美地回忆在人世间所做的善行义举，以作永恒的回报。去吧，温柔而慈善的灵魂，去到费讷隆、贝尔奈、卡蒂纳那样的人身边去吧，去到那些虽地位卑贱，但能像他们一样慈悲为怀的人们身边去吧，去享受您的慈缘善果吧，去为您的受养育者准备好他希望有朝一日在您身边占有的位置吧！您是不幸中的大幸，上苍结束了您的苦痛，也就免去您看到受您养育者的不幸时的扼腕切肤之痛了！因为害怕把我先前所受的种种灾难告诉她而让她伤心落泪，我到了瑞士之后，就没给她写过信。但是，我却给孔济埃先生写过信，打听她的消息。是他告诉我说，她已经停止安慰受苦的人们了，她自己也不再受苦受难了。我自己也很快就要不再受苦了。但是，如果我觉得在另一个世界里不能与她重逢，我那脆弱的想象力将不会相信我所期待于在另一世界中能够获得的幸福美满。

我的第三个损失也是最后一个损失，因为自此之后，我就不再有朋友可失去的了。那就是我失去了元帅勋爵。他没有死，但不愿再为那些忘恩负义的人效力了，便离开了纳沙泰尔，自那以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他。他还在人间，我希望他将活得比我长久。他还健在，而且，多亏了他，我才没有完全断绝尘缘。尘世上还剩下一个配有我的友谊之人，因为友谊的真正价值更多地存在于人们所感觉的友谊而非人们所启迪的友谊之中。但是，我已失却他的友谊所施与我的种种温馨了，因此，我只能把他列入我仍爱着、但已不再有联系的人中了。他正要前往英国去接受国王的恩典，收回他已被没收的家产。我们在分别之时，并非没有订过一些重逢的计划，这些计划似乎对他和对我几乎都是甜蜜美好的。他准备在阿伯丁附近的基思城堡定居下来，我将去那里找他。但是，这个计划过于让我称心了，以至于我不可能希望它得以实现。后来，他并没待在苏格兰。普鲁士国王情真意切的邀请，使他回到了柏林，大家马上就可看到，我是怎么受到阻碍，未能去那儿与他重逢的。

他在动身之前，已预见到人们开始掀起的反对我的那场风暴的到来，因此便主动让人给我送来入籍证明，这似乎是对付别人可能要将我驱逐出境的一个可靠保障。特拉维尔谷的古维修会，仿效总督的做法，给了我入会证明，也同入籍证明一样，是免费赠予的。因此，从各个方面来说，我都成了本国公民，可以免遭任何合法驱逐了，就连君主也不能这么干。但是，人们在对所有人中那个一向最尊重法律的人进行迫害时，是从来不通过合法途径的。

我认为我不能将马布利神甫之死归于我在这段时期里的损失之列。我在他兄长家住过，与他有点交往，但从来就不太密切，而且，我有理由认为，自打我比他的名气大了之后，他对我的感情便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不过，只是在《山中来信》发表之后，我才第一次发现他对我不怀好意。在日内瓦流传着一封致萨拉丹夫人的信，据说是出自他之手，他在此信中把我那部作品说成是一个蛊惑人心的狂人的煽动性叫嚣。由于我对马布利神甫的敬重，由于我对他学识的钦佩，我一刻也不能相信这封荒诞的信会出自他的手笔。为此，我按照我的坦率让我做的那样去做了。我把那封信抄了一份寄去给他，并挑明有人说是他写的。他没给我任何答复。他的沉默令我惊讶。后来，舍农索夫人写信告诉我说，那封信确确实实是神甫写的，而且说我的信让他十分尴尬。请大家想一想，我闻知该又是多么惊讶啊。因为，就算是他说得有理，但他既不受制又无必要，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一个他一向表示好感而又从未对不起他的人，在其灾难深重之时再踹上一脚，而且还公开地、大肆地、开心畅怀地去干，这又怎么解释呢？不久之后，《弗基昂谈话集》出版了，我在书中见到的只是对我的著作的肆无忌惮、毫不知耻的剽窃和拼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感觉到其作者对我已是横下心来了，从今往后，他将是我最凶狠的敌人。我相信，他既不能原谅我的那本他力所不及的《社会契约论》，也不能原谅我的那本《永久的和平》，他原先似乎是只希望我搞点圣皮埃神甫的作品摘录，并且认为我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我越往下写，就越难厘清顺序，越难前后连贯。我的余生动荡不定，使我无暇将一桩桩事情在脑子里理出个头绪来。桩桩件件的事情太多，太乱，太不愉快，所以叙述起来不可能不紊乱。它们给我的唯一的强烈印象就是笼罩着事情原因的那可怕的神秘以及它们把我逼入的可悲境地。我的叙述只能走到哪儿算哪儿，脑子里想到什么写什么。我记得，在我所说的这个时期，我一门心思地想着我的《忏悔录》，很不谨慎地逢人便谈起此事，甚至都没有想到有谁会有兴趣、有愿望、有能力对我的这项工作从中作梗，而且，即使我想到了，我也不会更谨言慎行的，因为我生性就根本不可能对自己的所思所感作任何的隐瞒。据我的判断，这项工作被人知晓之后，就成了把我逐出瑞士，把我交到阻止我这么做的那些人手里的那场风暴的真正原因。

我还有一项计划，也是害怕我做前一项工作的那些人冷眼相对的，那就是计划编纂我的作品全集。我觉得出版全集很有必要，为的是确认一下以我的名义出版的作品中哪些真的是我的作品，让公众能够把它们与我的敌人们为了贬损和糟践我而加给我的那些赝品区别开来。除此而外，出版全集也是保证我的口粮的一个简单而正当的途径，而且也是唯一的途径。因为我正放弃继续著书立说，我的回忆录在我生前又不能发表，再说用任何别的办法又挣不到一文钱，可开销始终不减，眼见我最后几部作品的收入已快告罄，难以为继了。有鉴于此，我曾经急着将尚未定型的《音乐辞典》拿了出去，换回了一百金路易现金和一百埃居的终身年金。但是，这一百金路易眼看就要花完了，因为我每年都得花到六十多个金路易，而一百埃居的年金对于一个乞丐穷鬼一窝蜂地找上门来的人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

有一伙纳沙泰尔的商人跑来要承揽我的全集的出版，而且，有一个里昂的印刷商或书商，名叫雷基亚先生的，也不知怎么钻进那伙人中间去主持全集的出版。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满足了我的要求。我的著作已印的和手稿加在一起可以够出四开本六卷的。此外，我还负责监督编纂，为此，他们得付我一笔一千六百法国利弗尔的终身年金，并一次性付给我一份一千埃居的赠款。

合同拟好了，还没有签字。这时，《山中来信》出版了。针对这部罪不容赦的作品以及它那怙恶不悛的作者而掀起的可怕浪潮使那伙书商吓坏了，因此，出版工作便泡了汤。我本可以将这部作品的后果与《论法国音乐的信》相提并论的，只不过那封论音乐的信在给我招来仇恨、让我身陷重围的同时，至少也给我留下了尊敬和钦佩。在《山中来信》出版之后，在日内瓦和凡尔赛，人们似乎很惊讶，竟然让我这样一个恶人活在世上。在法国使节煽动下、在检察长操纵下的小议会，针对我的这部作品发表了一项声明，以最恶毒的字眼儿宣称它只配让刽子手拿去烧毁，并且带着近乎滑稽的腔调，说是人们在批驳，甚至是在提一提它时，都会觉得汗颜。我很想能把这篇奇文转录于此，可惜手头没有，而且一句也记不起来了。我热切盼着我的哪一位热衷于真理和正义的读者，能把《山中来信》从头至尾地再看上一遍。我敢说，他将会感觉到，人们是欲置其作者于死地，对作者进行了明目张胆而残酷凶狠的侮辱，其实这部作品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那种泰然自若的节制。但是，他们无法回答辱骂，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辱骂，也无法驳斥其论点，因为它们是无可辩驳的，所以他们便决定表现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架势，却不愿予以批驳。可是有一点倒是对的：如果他们把不可辩驳的论据当作辱骂的话，那他们倒是应该认为是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了。

国民代表们并没有对这个可恶的声明有过任何的抱怨，而是沿着它给他们划定的路线去走。他们非但没有以《山中来信》为荣，反而躲在它的背后，以它作为自己的挡箭牌，竟然懦弱地不对这篇为他们辩护并且是应他们之邀而写的作品表示敬意，也不为之伸张正义，尽管他们偷偷地从中抽取了全部证据，尽管他们因只是准确地遵循了该作最后的忠告才得以摆脱困境，取得胜利，却不公开引用和指明这部作品。他们曾把这一职责强加于我，我尽了这一职责，我为祖国和他们的事业鞠躬尽瘁了。我请求他们把我的事撇下，只考虑他们自己的纷争。他们按我的话去做了，而我只是为了不断地请求他们停止争吵，才插手他们的事情的，因为我毫不怀疑，如果他们仍固执己见的话，一定会被法国压垮的。这种情况并未发生，个中原委我是明白的，但这儿不是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