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向景春莹,语气沉缓:“邪恶并不总是由那些魔鬼般的大人物所为,而是可能源自普通人。这些普通人缺乏独立思考和道德判断力,是大规模犯罪得以实施的基础。这,就是平庸之恶。”
“汉娜·阿伦特?”景春莹脱口而出。
“哦?景小姐,你对哲学也有所涉猎?”
“我爸爸的研究方向,是欧洲20世纪的女性思想家。波伏娃和阿伦特,都是他的主要课题。我听爸爸提过,二战后,对德国法西斯进行审判时,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的理论。”
景春莹回答顾老先生时,心里越发好奇。
老先生的谈吐气质,都像那个年代的老派知识分子,他是怎么与“只有小学文化”的顾老太太结为鸳侣的?
顾老先生没有让景春莹疑惑太久:“景小姐,我提汉娜阿伦特,是因为,平庸之恶,也给我们顾家带来了灭顶之灾。我是五零年出生的,上头有个大我10岁的姐姐。我们的父母,都是外语翻译,家庭条件还可以,邻居中又有钢琴家,所以我姐姐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学钢琴了。”
顾老先生平静但细节真实的叙述,引领景春莹,进到上世纪中叶的情境中。
那是许多个知识分子家庭突然遭逢厄运的时代。
一夜之间,诸多在文学、科学、艺术等领域堪称大师乃至宗师的人物,生命戛然而止。
一同赴难的,往往还有他们的家人。
顾家,便是如此。
顾老先生的身为翻译家的父母,以及身为青年钢琴演奏家的长姐顾澄音,由于忍受不了莫须有的罪名帽子和身心双重侮辱,在被浸透了“平庸之恶”的学生们公开揪斗后的一个秋夜,绝望地回到家中,打开煤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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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17岁,作为知青,在黑龙江。如果当时在上海,可能,我也与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走了。我接到乐团的电报,回来奔丧。到了火葬场,工作人员告诉我,三位亲人的骨灰,像其他畏罪自杀的人都被处理掉了,扔去哪里,不能讲。我走出殡仪馆,哭够了,恢复些力气了,回到一片狼藉的家里,整理父母和姐姐的遗物时,梅梅妈妈出现了。她说她是乐团食堂的勤杂工,我姐姐曾经接济过她,对她很好,她就冒充我们顾家的乡下亲戚,去火葬场给工作人员塞了钱,领出了我父母和姐姐的骨灰。
我看着三个骨灰盒,实在受不了,直接去喊冤,要求严惩逼死我亲人的学生凶手,为此,我也被关进去了。整整五年,梅梅妈妈每个月都来看我。她真是比我这样的书呆子,机灵太多,她织了毛衣给我,怕看守不许送进来,就给看守织了更厚的、搞好关系。所以到后来,我在牢里,已经不挨打了。
五年后,由于***的过问,我被放了出来。
那天,我和梅梅妈妈说,我要娶你,我们都会活下去,一起活。“
讲述接近尾声时,顾老先生自然地望向坐在沙发上画得开心的老妻。
景春莹拭掉眼泪后,也看着顾老先生。
她很确信,老先生的目光里,绝不只是感念。
还有鲜明的爱。
景春莹小心地开口:“顾伯伯,冒昧再问一句,您姐姐,后来平*了吗?“
“平*了,乐团的博物馆里,还有不少我姐姐当年出国比赛拿奖,或者在上海开独奏音乐会的资料照片。听说她的练琴房外,还贴着介绍。但我和梅梅妈妈,从没进去过。“
“您可以帮我联系一下乐团吗?我想去看看,说不定,能找到顾伯母这幅画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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