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提醒和帮助,我也代表泰国人民感谢贵国的真诚援助……”
曼谷,泰国银行内。
行长桑尼正拿着电话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李先冲聊着什么。
桑尼的语气态度很谦卑,脸上也有着发自内心的感激,完全没有去考虑双方在职务上是平级的。
自家人知道自家事。
桑尼能够出任央行行长,也并非全靠家族的势力,在对金融的理解上,还是有真材实料的。
身为泰国央行的行长,他很清楚泰国现在面对着怎样的危机。
1995年1月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国际资本的目标就已经盯上了新兴市场国家。
摩根大0通、花旗、高盛等投资银行,以及索罗斯基金、老虎基金分别在今年7月份对泰铢进行了试探性进攻。
那一次,泰国央行联合新加坡金管局和香港金管局对市场进行干预,空头进攻者被暂时性打退。
各大空头在市场上丢下了大约六亿美元的亏损。
那时候,量子基金在斯坦利。德鲁肯米勒的带领下也对泰铢发起了进攻,但最终以累计七千万美金的亏损而告终。
空头的进攻逻辑是泰铢流通总量快速扩大,但泰国政府的外汇创收能力却出现了快速下滑趋势。
简单来说,就是泰铢在国际上的供应量大于了需求量。
这一点,桑尼也非常清楚。
年初桑尼东京参加会议时,当时一位与日本大藏省关系密切的学者在闲谈中提到过一个话题。
“如果日元对美元汇率水平变为150∶1,泰铢是否会放弃固定汇率的政策?”
桑尼当时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但从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如此要命。
1995年4月,日元对美元汇率曾达到80∶1的峰值。
到了1996年,日本经济出现了一个小的复苏,日元对美元汇率大约为104-116∶1。
日本是亚洲最大的经济体,而泰国则是最容易遭受日元套利外汇交易攻击的国家,因为泰国55%的外债是日元,并且日本是泰国最大的外商投资来源。
因为日本一国的GDP就超过亚洲其他国家的GDP总和,其金融资产则相当于亚洲其他国家的两倍左右。
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的贸易量约占东亚的五分之一。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构建其全球供应链。
首先从亚洲各国获得原材料,随后又购买廉价零部件,而将成品主要销往美国,然后是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
制造业供应链的扩展有时又被称为“飞雁模式”。
日本正如领头雁,随后是“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再之后是“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最后是中国大陆。
而系统供应链网络内,有着美元和日元两种货币标准。
1985年9月,“广场协议”让日元和欧元价格在国际市场走强。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日元兑美元汇率从240∶1升至1987年12月的120∶1左右。
到1990年,日本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在银行的推波助澜下,产生了巨大的泡沫。“广场协议”导致了日元过高估值和随后的回落。
过高的日元导致日本在美国股票市场大量投资,部分推动了1987年美国市场的股灾。
1989年日本房地产市值估计约为24万亿美元,是美国地价市值的四倍,而日本GDP仅是美国的60%。
泡沫之后,日本不得不改变国家整体战略投资方向,在零利率主导下,大量的日元开始从日本本土流入新兴的东南亚市场国家。
不过这在之后出现了两件事。
1995年1月17神户大地震和3月20日到4月19日期间,日元对美元汇率在达到80∶1的峰值后开始贬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