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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1991年波士顿近郊剑桥（第3页）

看到李先生摇头，医生显得更加自信，一手握着纸夹，另一手不时地做着手势：“回声造影可以帮助我看到你心脏的构造，心房、心室、瓣膜、血管，这些有没有器质性的病变，都可以看出来。这个是最主要的，除此之外，我想再做些血液检查，这样可以排除你是否经历了一次小的心脏病的发作。其实也不费事，只是抽些血而已。最晚到明天早上就会有结果了。抱歉，本来今天晚些时候也可以有结果的，只是因为假期，实验室的人手不够，我看这应该也不是急诊，就没有加急，你不在意吧？”

“既然住下了，就住一晚吧。我记着上一次我也是这样被医生在这里扣了两天，可还是没有查出所以然。希望这次昌明了的医学能有所不同。”

“哦，这是一定的，相信我好了。无论怎样，总会有个确定的诊断的。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医生叫来护士，帮着李先生坐上轮椅，送他去做回声造影。我趁着这时间去楼下的燕京餐厅要了一份炒饭和酸辣汤充饥。

这餐厅就在校园对面，听说餐厅的东家也是民国年代一大军阀的后人。因为离着学校近，无论味道如何，这里早已是几代学生和教授们吃中国菜的首选。

过节时，餐厅里格外冷清，除了像我一般的从国内来的留学生，其他人此时估计还在回校的路上。我选了临窗的卡座，那里透过低矮的窗子，正好能看到怀德纳图书馆巍峨的身影。

时间在一勺勺饭食中点滴逝去，正午清冷的日光在图书馆古典的墙面上留下块块光斑，慢慢地从左移向右。中国人说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感恩节也算是美国的佳节吧，此时既是思亲之际，而独在异乡为异客之身第一次觉出些许乡愁。

七十年的风雨在这图书馆的砖石上仅是轻轻擦过，岁月痕迹尚浅。想想李先生虽然已耄耋高龄，七十年的人生仍是历历在目，便如伊莎白留下的那段话，诗一般逶迤跌宕，不至最后一个韵脚仍是参不透许多情节。由此一个奇异的念头油然而生，眼前恍惚中似是看到自己七十年后。这念头一生出就让我一个激灵，忙着一阵子晃头，想把它从脑子里抹去。

“你没事吧？”已和我有些熟络的领班杨阿姨疑惑地问着。

她见我满脸懵懂，会心地笑着，压低了声音说道：“我和她也蛮熟的。你要是想认识她，我帮你介绍。”

顺着她的眼神看过去，门口小圆桌旁坐着一位正在看书的亚洲女孩。她容貌清秀，仪态端庄。我原本没注意到她，被领班阿姨提醒了，反而多看了几下，心里顿感尴尬，忙着解释她是误会了。

“那就是想家了吧？”领班阿姨继续问着。

“倒也没有，几天假期一晃就过去了。”

她为我加上茶，幽幽地说道：“其实想家也不用难为情。这里的留学生我见过很多，以前是台湾的，后来又有了大陆的，都会想家的。”

领班阿姨已有皱纹的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却好似也有几分自嘲和心酸。我从同学那里听到，她的祖上做过餐厅东家祖上的副手，一起出生入死，东征、北伐、抗日，然后一起从西南跑到香港，跑到台湾，最后又跑到了美国。她早年有过一次不太美满的婚姻，之后便独自一人，又漂泊回了这里。

“还好，能吃到中餐，就不至于太想家了。”

听了我这句不太熟练的恭维，领班阿姨呵呵地笑出了声。她弯下腰，脸上故作出一些神秘的面容，悄声说道：“其实这里的菜做得真的很一般。我还记着小时候在大陆、香港哪怕是台湾，吃的饭菜都不是这个味道。”

我看出她因为今天餐厅门可罗雀，有些无聊，也想着要陪她说几句话，就问道：“那您后来回去过吗？”

她见我有意陪她说话，很是感激，在对面坐了下来。“父亲原本总是念叨着要回去祭祖的，可是他怕。你知道他从大陆临撤退的时候，是杀过那边的人的。”

这话她说得很轻，也平淡，可我心里突然咯噔一下。领班阿姨怕是也没有注意我脸上的变化，仍是轻声平淡地说了下去。

“要说啊，老总统那时候也真是心太狠，手里抓住的共产党都统统要杀掉。我听父亲说，这里还有一层，老总统是想看谁跟他真是一条心，如果你想跑去台湾，你就得杀共产党，这就和水浒里的投名状是一个道理。”

“本来呢，我父亲的老长官其实也没和共产党打过什么仗。父亲说也有不少人来劝老长官留下。可是老司令他思前想后，自己一大群太太，还抽鸦片烟，共产党来了肯定是混不下去的，所以还是下定了决心去台湾。可要去台湾，就得向老总统表忠心，那就得杀共产党。他自己不愿意下这个手令，就让我父亲去干。”

“唉，”领班阿姨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似是多年的哀愁都凝在这一叹中。“我父亲跟着老长官一辈子，长官说什么，他就做什么，想也不想就去办了。事后我问他，他还说他从来也不后悔。”

“有了这投名状，老长官总算带着父亲辗转到了台湾，可去了才知道，老总统早就不想要他们这些人了，只是更不想把他们留在大陆。到了台湾，也就是些闲职，还有人盯着，过了几年，熬不下去了，就来了美国。”

“后来啊，到了五零、六零年代，李代总统都回去大陆了。有朋友劝老长官和父亲也回去，到这时候我父亲才明白回不去了。那时候我也不小了，他就和我说，那些在战场上同共军交过手的人最后投诚了，大多没什么事，说不准还能得个官职。可是他杀过政治犯，那个不同，他不敢回去。”

“再后来，经国先生放老兵回大陆探亲，我父亲真的动心了。八十多岁的人，还从美国跑回台湾，去看看情况。在台湾待了几个月，最后还是回来了。他怕回去了，共产党抓他，国民党说他叛变，美国人也不管他。就这样，一直拖到了现在。这几年，人上了岁数，脑子也糊涂了，其实回不回去也都无所谓了。”

没成想，我这简单的一问，却是勾出了如此之多的往事。要是旁的往事也就罢了，可这段历史却听得我如芒刺在背一般。她离开大陆之时恐怕还不到十岁，无论政治或是政治犯和她又有何瓜葛？可是我心里问着自己，若是她父亲真的做了这些事情，自己该如何待之呢？

如此想着，心里一阵阵发冷，也不敢再坐下去了。领班阿姨看上去有些失望，但毕竟是看着人来人往惯了。这年年的感恩节怕都是如此冷清地过了下来，她也没多说什么。

临出门之际，我不自禁地又看了一眼低头看书的女孩。正巧此刻她也抬起头来。四目相聚那刻，她礼貌地笑笑，随即又重新看起书来。我眼睛的余光似是看到领班阿姨脸上会心的表情。

回到病房，整个下午都属于李先生和我两个人，没有任何其他的干扰。从太阳刚刚偏西，一直到夕阳沉于肯尼迪街边落尽秋叶的树木枝干之后，我一动不动地听着李先生继续将故事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