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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章 崇祯经济学（第2页）

他们没法说、不能说、说不得。

“等打垮李自成，朕有十足的把握，给这些军士们分田！”

大明朝的田亩数量一直是一笔糊涂账。

《明实录》、《赋役黄册》中记载的田亩数量就是一个谜：

洪武二十四年为三点九亿亩，两年后变成了八点五亿亩、七年后又变成四点二亿亩。

成化二十一年为四点九亿亩，两年后变为八点三亿亩。

弘治十七年八点四亿亩，一年后变成四点七亿亩。

同一个朝代，田亩数据前后变化如此之巨大，只能说有人动手脚了。

后世的黄仁宇写过一本《万历十五年》，里面有一个观点：

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对经济的管理都缺乏“数目字”管理手段。

各种模棱两可、前后矛盾的数据根本经不起推敲。

即便强如张居正，主持清丈全国田亩，得出的数据也不是很科学。

但越是模糊、越是经不起推敲的数据，就越能被人利用。

上下五千年历史中，想打破这种被利用、且真正具备经济思维的古代名人，只有四个：

桑弘羊、王安石、张居正、雍正。

桑弘羊力推的盐铁官营、向商人征税、确保酒类产品专营的酒榷制等等，为汉武帝的大汉朝廷积累了巨量财富。

后世很多制度，如烟草和盐业转卖都来源桑弘羊的经济理念。

但桑弘羊更倾向国家垄断，对于财富二次分配缺乏明确概念。

桑弘羊所处的时代局限，决定他没必要思考财富的二次分配。

他只服务于汉武帝。

王安石、张居正、雍正的共同点在于：

他们知道国家的财富和土地都去了哪里。

他们心里很清楚，治理国家、维护统治，光靠军事镇压和儒家典籍是不够的。

必须要有钱！

财政没有钱，最终的结局就是改朝换代。

而既得利益者不会将钱吐出来。

于是通过变法希望有钱的大地主、大官僚能够把田产等财富吐出来。

所以，王安石、张居正、雍正都被后世的既得利益者骂的狗血淋头。

比如那个小时候砸过缸的司马光，穷其一生要打倒王安石。

因为王安石的很多政策让司马光那一撮人利益受损。

这种解释很多人觉得过于肤浅。

甚至好多人觉得司马光才是识大体、老成谋国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