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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万事开头难(第1页)

小唐伯爵决定,先挖沟渠。

按理来说,调整耕种方式要比挖沟渠这种费事费力的方式简单多了,但是实施起来,恐怕小唐伯爵就是杀掉农民的头,这些农民也不会同意。

凭什么啊?这是我们世代相传的耕种方式,怎么你说错就错了呢?哪里来的毛头小子?你下过地没?没下过就敢在这说大话?

诸如此类。

但是说实话,这并不能怪这些农民,是小唐伯爵太自以为是,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这些土地,以及土地每年的出产,是农民赖以为生的唯一资本,他们只能抓住这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一块地,哪怕它一年只长杂草,那也是一家子人活下去的指望。在见到实际效果之前,农民们是绝不会就简简单单的听谁的空口白话,就把自己的性命,加上一家人的性命就交到谁的手上。就好像我们现在,也绝对不会把自己全家的钱交到哪个陌生人手上一样。

但是挖沟渠,就简单多了。

首先劳力,理论上是免费的—领主可以对领地内的农民做任何事—这可是上帝赐予领主的权柄。再说了,就算小唐伯爵不给,这些农民还敢反了他不成?

但是小唐伯爵还是会给农民发工资,这并不是说小唐伯爵就是个傻瓜了,而是出于实际的考虑——众所周知,就是资本主义最黑的老板,也还知道每天给他的奴隶吃顿饭呢,要不然怎么有动力干活。

这是被动和主动的差别,一点工资,不论多少,哪怕是每天发个‘法国长棍’,那也是一种态度,好让农民知道这里的领主是与众不同的,不会让你们白干活,当然,这其实并没有什么卵用。

在我们二十一世纪接受的教育里,农民伯伯是淳朴的,是勤劳的,是善良的,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农民确实是淳朴的,但他们同时是狡猾的,农民确实是勤劳的,但他们同时是懒散的,农民确实是善良的,但他们同时也是残忍的。人的两面性,在这些最卑微的人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他们淳朴,是因为陌生人不会危害到他们的利益,他们勤劳,是因为他们耕种的是自己的土地,他们善良,是因为在那些黑暗的年头,人若是不相互合作就活不下去。但若是有人危害到他们的利益,例如说领主要向他们收税,他们就变得又狡猾又危险,诉苦、撒谎和乞讨对他们来说是比呼吸还自然的事情——今年年成不好、老婆有病、孩子有病、自己有病、教会才收过什一税——总之,领主最好不要收税,最好在施舍些剩饭给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事情的发展就可想而知了,小唐伯爵亲自下田查看,鼻子都要气歪了!这都几天了,连个开头都还没挖好!

几百号农民就在那站着,偶尔监工过来就挥动两下锄头,没人看着就躺下睡觉——他们宁愿躺下睡觉都不愿意稍微动一下手指!

难道他们都不知道挖沟渠是为了大家的利益吗?

他们当然知道,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我不挖,总会有人挖,就算都没人挖,大不了还是像现在这样半死不活的熬着,反正年年都是这样过来的。

于是小唐伯爵就悟了,他知道自己又犯错了。

这是组织度的问题,就好像木炭与钻石,尽管他们都是炭,但是结构不一样,所以结果是天差地别。

新中国建立后,在主席的时代28年时间,共建成大、中、小(10万立方米以上)型水库8。6万座,塘坝640万口(10万立方米以下);总库容4千多亿立方米。人工河渠总延长300多万公里,配套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其“工程总量”体积折合土石方3610亿立方米,相当于1200座三峡工程。若参照目前水利工程造价,按土石方量简单折算,总造价为240万亿元;超过1980-2008年以来中国所有gdp总和。令人惊异的是,如此巨大的水利建设投入还只是当时全国基本建设总投入的7。08%!

建国时期的农民,和中世纪的农民有什么不同吗?他们一样是人,他们一样要吃喝拉撒睡,一样要为饮食住行而发愁;但是建国时期的农民,他们有理想,他们肯奉献,这,才是最本质的差别。

小唐伯爵自问不是那位伟人,没那个本事,又没那个能耐,这个世界到现在更没有什么共产主义信仰,但是既然说到信仰那就好办了,信共产也好信基督也好,对于农民而言那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让小唐伯爵头痛的事还多着呢!相比之下农民不合作反而是最好办的了——例如,他哔哔的农民竟然还在用木犁!

然而这就是小唐伯爵少见多怪了,铁器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都是力量的象征。即便是到了现在,钢铁产量也是一个国家工业力量的最重要评价标准。而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除了中国这种怪物级别的国家,其他的国家——比如俄罗斯,直到19世纪农奴在田地里劳动用的还是木犁!

会出现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和欧洲的科技树点的不同。

欧罗巴的冶铁技术,正如我们常常在电影里或者小说中见到的一样,一个铁匠铺,一个铁匠加上几个学徒,小作坊家庭式生产,需要的时候打开风箱敲两锤子,不需要的时候就不用。这样的工作方式,自然是没法形成大规模集体化的冶铁。

但中国特有的高炉技术,与这些完全不同。

高炉,这就是一把双刃剑,这就是一头吞噬一切的怪兽,吞进去的是铁矿石,石灰石,吐出来的是明亮的铁水。高炉一旦开始点火,就不再是说停下就能停下来的了,有一则著名的笑话,经济危机时期,高炉厂的老板宁愿把冶好的铁全部抛到海里,也不愿意让高炉停下一天!

以一个标准体积的高炉,1080立方米的高炉为例,停产再点火的成本在1000万到2000万之间——具体多少要看运气——停产会对高炉造成损伤,这是无法避免的。

顺带一提,世界最大,也是中国最大的高炉在张家港,体积5860立方米,日产钢1。3万吨!足以建造两座埃菲尔铁塔还有剩余!

这是决定性的差距,因为古代中国是个大一统的政权,所以可以集中全国的力量来做事,铁匠也不仅仅是为一个村子,或者为一个城镇服务,而是为了整个国家而冶铁,自然要追求高产量。而中世纪的欧罗巴,战乱不休,处处都是割据政权,一个王国或许需要几百个铁匠,一个公国则只需要几十个,一个伯爵领说不定一个就够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发展出高炉技术是理所当然的。

事实上,从17世纪中期开始,由于国家的统一以及民族意识的觉醒,高炉技术终于在欧洲得到广泛的应用,英国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也使得不列颠的工业力量急速崛起,最终使‘不列颠’变成了‘日不落’!

除了铁器之外,最重要的沟渠的测量工作,自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这些技术就全部失传了!即使是现在的东罗马,也都是靠着之前的老本,刨着羊皮纸堆里的一些旧纸来过活,他们连继承都这么困难了,更别说推陈出新了!

了解到现实之后,小唐伯爵终于是绝望了:“都说开头难,开头难,但是尼玛这连个头都没有,要我怎么开?!”

夜幕之中,这哀嚎犹如巴山猿哀鸣,余音袅袅,连绵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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