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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民国二十五年1936（第1页）

华北危机迫在眉睫，全国纷纷要求团结御侮的同时，新闻界、文化界争取言论自由的呼声，响彻大江南北。西安事变发生，举国震惊。

华北危机迫在眉睫，全国纷纷要求团结御侮的同时，新闻界、文化界争取言论自由的呼声，响彻大江南北。

1936年新年伊始，平津新闻学会召开成立大会。强烈呼吁政府开放“言禁”。纽约《太阳报》、伦敦《每日先锋报》驻京记者，后来成了名人的斯诺，积极支持平津新闻学会提出的废止新闻检查制度的主张。不久，《世界日报》对此做了报道，全世界都关注中国新闻界争言论自由的斗争。

1月7日，周作人写信给胡适，“规箴良言”：“鄙意对于国事、社会、学生诸方面，我们现在可以不谈或少管，此即弟两三年前劝兄勿办《独立评论》的意思。”胡适于9日复周作人的长信表示，自己一贯的人生哲学、欲罢不能的责任意识，是不会改变的。“老兄定笑我痴迷不悟吧”，予以婉拒。

1月11日，上海的顾执中、萨空了、包天笑等报界名流七十一名，联名在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发表《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与平津形成掎角之势，向国民党当局施压。七八月间，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四人联名，在《生活日报》等报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公开信，争言论、出版自由。

3月18日，北平《晨报》为抗议北平政府武装接管，刘尊棋等十六名编辑、记者全体辞职，表现新闻界对反动压迫的抗争。

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其主要负责人沈钧儒、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率各界群众，走上街头，示威游行。

10月1日，巴金、茅盾、冰心、鲁迅、林语堂、周瘦鹃、包天笑等二十一位作家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要求当局“即刻开放人民的言论自由，凡足以阻碍人民言论自由之法规”，应“立即概予废止”。

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租界病逝。上海民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祭奠活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出“训令”，肯定鲁迅在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创作小说的贡献，对他转变为左翼作家，表示惋惜。并“绝对禁止”刊载“无谓捧场文章，利用死者大肆煽惑”。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举国震惊，忧心如焚。一百五十九家报馆联合发出《全国报界对时局宣言》。胡适立刻致电张学良：“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苦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赎于国人。”12月20日，《大公报》发表胡适的《张学良的叛国》一文，痛斥张“背叛国家”，“破坏统一”，“毁坏国家民族力量”。同时，胡适还攻击共产党，他认为西安事变背后肯定有共产党插手，他断言“向来抱着国际主义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一变就成为爱国主义者的”。胡适逐渐成为国民党的“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1月致翁文灏等人信）。

沈从文出版散文集《湘行散记》和《从文小说习作选》及小说集《新与旧》。萧乾出版短篇集《篱下集》《栗子》，散文集《小树叶》《落日》。朱自清出版杂文集《你我》。冰心发表小说《西风》。林徽因发表诗《深笑》《风筝》《静院》《空想·外四章》等，编辑出版《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

“为国家做一个诤臣”——胡适抵御日本、保卫国家的思路

九一八事变，标志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加快罪恶的灭亡中国的步伐，中国的民族危机进入严重关头。每个中国人都得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可悲的是，就是在日本军国主义不断地进行政治军事挑衅，国家危亡、命悬一线的时刻，中国当局竟然惊慌失措，拿不出成熟的政治决策，而将中华民族的命运押在国联仲裁上。

身处华北平津最危急中心，一群曾拉开新文化运动大幕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不得不将他们的理性、智慧和爱国的精神，放在民族危亡中的外交、政治、军事的应对策略上。民族危亡的惊天大事，成了胡适为核心的爱国知识分子最为关心、最先思考的重大问题。一群书生，他们的应对策略，或真的是“书生之见”，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他们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光芒万丈。

1932年8月25日，日本内阁外相内田在第六十三届议会上做了日本决定从速承认伪满洲国并加以政治军事援助的演讲。过了五天，胡适于8月29日夜写出《内田对世界的挑战》一文，发表在《独立评论》第十六号上。文章指出：

内田的演说虽然也有采取强辩的形式的地方，然而大体上可说是赤裸裸的正式宣示日本的强暴政策，毫不客气地向世界的舆论挑战，抹煞一切国际条约的束缚……他并不依靠什么理论做强辩的根据，他的唯一根据是武力的强横……半年的国际调查，在日本人眼里，不过是添了一大堆废纸！中国人民与政府对国联的期待，照现在的情形来看，是难免绝大的失望的。所以我们到了这个时候，真不容再假借期待国联的藤牌来姑息自己了。世界各国是否能长久容忍日本的挑战态度，是否还有联合起来共同制裁一个害群之马的决心，——那都不是我们所应该得到特别重视的。我们不能依靠他人，只可依靠自己。我们应该下决心作一个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计划，咬定牙根做点有计划的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的各方面都得有个“长期拼命”的准备。无论国际政治如何变化，一个不能自救的民族是不会得人的同情与援助的。

通观胡适此文，可看出胡适对日本亡我中国的狼子野心，是有清醒认识的。对国际调查，既寄希望又不存幻想。他在抵御外侮、保卫国家的思路上，提倡“依靠自己”，下决心做一个切实可行的“自救计划”，“长期拼命”地自强。胡适的这种见识，即便现在看来，也是救国良策。

二十天后，日本公然再次挑衅中国，挑战国际社会，高调承认伪满洲国。日本代表武藤与伪满洲国代表郑孝胥在长春签订“日满议定书”。就在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抗议，向参加“九国公约”的十二国发出照会，敦请对此违反国际法的罪行，采取有效对付方法，以示公理后不久，胡适于9月19日，又写了一篇时评《究竟哪一个条约是废纸》，再次强调世界公论“道德的裁判”的道义力量，并幻想“日满议定书”必定会成为“一张废纸”。胡适对国联调查团，曾寄予些许希望，他自己相信国际公论会给中国一个满意的答复。此文发表的第二天，胡适再写《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再次指出“日本的侵略主义者能不能接受国际调处的原则”，乃是“真正根本的问题”。1932年至1933年10月间，胡适又写《国联新决议草案的重大意义》等文章，对国联寄予希望。当然，胡适也逐渐看出国联这只“纸老虎”的虚弱和不作为的本质。

1933年3月初，春风如刀，残雪未融。一百二十八个日本鬼子，凭借四辆铁甲车，一个昼夜长驱五十英里，冲进承德，中国守军汤玉麟部有十几万军队，却闻风丧胆，仓皇溃退到长城之内。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热河省大地，十天内便被日寇侵占。全国为之震惊。

胡适闻之，于3月6日写《全国震惊之后》（《独立评论》第四十一号），谴责热河守军放弃国土仓皇溃退，乃“摧枯拉朽的失败”：

这回的事件足够证明前三年东三省二十万大兵的不抵抗是实在无能力抵抗。一年零五个月的整理与补充还不能抵抗，热河的绝好天险地利还不能抵抗，可以证明这种腐败军队遇着现代化的敌军势必如枯叶之遇劲风，朽木之遇利斧，无有不崩溃之理。

胡适在文中，为热河大溃败总结出五个原因，其中有“张学良应负绝大的责任”，胡适认为，张学良将军自从民国十七年（1928）以来负责东北四省军政全权，第二年又当了华北军政领袖。东三省、热河省，都是由他送给日本人的。他“自己以取咎取怨之身，明知不能负此大任而偏要恋栈，贻误国家”；又庇护汤玉麟，纵容他祸害人民，断送土地；汤玉麟驻热河时，不做准备；时机已急，不亲赴前线督师，今又不引咎自谴。胡适同时指出：“汤玉麟的责任应由张学良担负，张学良的责任至少有一大部分是应由中央政府担负的。”

特别是文中还提出：“中央不责成军事领袖蒋中正北上坐镇指挥，乃容许他逗留在长江流域作剿匪的工作，轻重失宜，误国不浅。”说明胡适并不赞同国民党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方针，以“误国不浅”四字批评，当属极为严厉和剀切中理之辞。

《全国震惊之后》最深刻、最精彩的部分，是胡适对中日问题特别是两国的国势的观察，比较之后，做出救国之策：“先整顿自己的国家！”他说，“打倒一切虚骄夸大的狂妄心理，要养成虚怀向学的雅量，要准备使这个民族低头苦志做三十年的小学生”。

胡适在《跋蒋廷黼先生的论文》一文中，再次强调把国家政治的改造放在首位：

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全国政治的努力不用在改造国家的政治，倒用在排外思想的煽动，用在口号标语式的打倒帝国主义。结果是我们糟蹋了整整十年的宝贵光阴，自己的国家的政治至今还不曾上轨道。

3月12日，面对日本铁蹄步步逼近，胡适发表《日本人应该醒醒了！》，“披沥胸襟”正告日本人，“应该醒醒了”。他断言中国民族在日本人的“重炮与炸弹”下，“是不会屈服的”。在血与火的洗礼下，中国会一天天强大，最终会成为日本的掘墓人。

1933年2月，因一份控诉北平军分会监狱酷刑虐待监犯材料的真伪问题，胡适与民权保障同盟总部发生矛盾，冲突深化，最后脱离同盟。离1月30日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胡适出任执委会主席，次日与分会会员杨杏佛、成平（成舍我）还一起参观北平三监狱，才没几日。

2月24日，胡适与英国大文豪萧伯纳晤面。胡适对萧伯纳说：

日本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即就是悬崖勒马，彻底的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日本军阀在中国的暴行所造成的仇恨到今天已是很难消除的了。但这一个仇恨最烈最深的时候，也许正是心理转变最容易的时候，九世之仇，百年之友，都在这一点觉悟与不觉悟的关头上。

胡适对萧伯纳的这一谈话中的“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一句，在当时与后来，遭到说不清道不明的误读。倘联系胡适一贯的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文章及此讲话的全文，其实，他的表述是清楚的、明白无误的，那就是日本必须“悬崖勒马，彻底的停止侵略中国”。不怀好意者的引申，无非是想败坏胡适形象，搞掉一位在国难当头伊始，就代表中国知识界理性、良知，积极宣传抗日的领袖。

1933年，中日两国并没有宣战，但日本悍然侵略我国华北，“中国民族排日仇日的心理，只有一日深似一日，一天高似一天”。在这样的关头，胡适的时评，已成为当时整个中国的声音。3月27日，胡适又有《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针对日本为欺骗世界舆论，故意做出的某些姿态，文中提出中日两国在目前形势交涉的唯一条件是取消伪满洲国，恢复中国在东三省与热河省的领土和行政主权的完整，舍此，“中国决不能和日本开始交涉”。胡适在这篇文章中，还清醒地指出：

我们此时也许无力收复失地，但我们决不可在这世界的道德援助完全赞助我们的时候先就把失地签让给我们的敌人。我们也许还要受更大更惨的侵略，但我们此时已被“逼上梁山”，已是义无反顾的了。我们此时对自己，对世界，都不能不坚持那道德上的“不承认主义”，就是决不承认侵略者在中国领土内用暴力造成任何局面、条约或协定。

可以说，中国领土完整、行政主权完整，是胡适在中日问题上言论的基石。

早在1932年9月15日，胡适在给罗文干的一封信函中，关于处理中日两国关系，就曾主张“我国必须决定一个基本方针”，说具体一点，即“一、取消满洲国；二、恢复在东北之行政主权”。

胡适在《国际流言中的一个梦想》（《独立评论》第九十号）一文中，重申他的这一主张：“即使华盛顿和伦敦、巴黎、柏林、罗马的政府都承认了满洲国，中国的政府和人民也决不承认它的，更不用说中、满的同盟了。”

在《解决中日问题的“任何悬念”》一文中，胡适态度鲜明地指出：

我们对日本，对世界，决不可回避这个满洲问题，我们敌人要我们不谈这个问题，难道我们就乖乖的不谈它了吗？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提出这个问题，天天谈，日日谈，站在屋顶上大喊，锲而不舍的大喊。我们决不可因敌人忌讳而就忽略了这三千万人所在的失地，让他们去任日本军阀随意的宰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