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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债(第1页)

有很多人靠拆迁发财,我的表侄陈尚龙就是其中之一。有人说他拿了五套房子七十万元现金,有人说他拿了六套房子六十万元现金,有人说是五套房子一百二十万元现金,还有人说六套房子和一百万元现金,更有人说,他拿了五套房子和两百万元现金……这些数字伴随着斩钉截铁、神秘做作、羡慕不已等夸张的神态。看得出,关于房子的争议不大,不是五套就是六套,有争议的是现金。

于是人们进一步说,他确实是拿了六套房子,但迅速卖了一套换成现金;又有人说,拿了六套房子卖了两套,剩四套;也有人说,拿了七套卖了三套;更有人说,拿了八套卖了三套……这又导致了一连串让人头昏脑涨的数字组合,以及长时间煞有介事的议论。比探究事实真相更为艰难的,是弄清楚所有的说法及其来龙去脉,这工作量不亚于一次考古发掘。

陈尚龙本人对此负有很大的责任,他每次喝酒之后吐露出来的数字都不一致。他本人加入关于自己拿了多少房子多少钱的讨论,让这件事变得更为复杂。这就是他的性格:有时候希望别人认为自己是个人物,有时又觉得做人还是低调一点更好。但张扬和吹嘘的时候更多,占据了几乎所有的时间。

有人愤怒地说:“陈尚龙拿了多少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句话是那么愤怒,似乎承认对弄清楚此事无能为力。旁边人说:“是呀是呀,找拆迁的负责人问一下不就知道了,我们说来说去的,好像能说清楚似的。”问题是,负责拆迁的人绝对不会透露各家的准确数字,犹如不会透露自己家的准确数字一样。

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陈尚龙只剩下两套房子,就在那里,一套自己住一套父母住。钱一分不剩,而且债台高筑,大约两百万。当然,有人说他欠债一百万左右,有人说欠三四百万,更有人说他其实不欠钱,只不过是深陷三角债之中。和当年他拿了几套房子、多少钱一样,关于他如今欠了多少钱大家也连蒙带猜,说法繁多。对于普遍月收入两三千的众人来说,无论陈尚龙分到了一百万,还是欠债两百万,数字本身都是一股强刺激,必须对此敞开心扉,放松肌肉,像躺下来享受推拿一样享受这股刺激。

陈尚龙已经完蛋了,但是因为欠钱太多,反而像个英雄。

陈尚龙是我的表侄,这一点无可置疑,但我总觉得这不是真的。他比我大十二岁,在我刚懂事的时候,他二十岁。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对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喊“叔叔”,听上去有点儿变味,语义动摇。

陈尚龙比我父亲小十二岁,但是得喊他爷爷。我的女儿出生后,我又无情地想到了表侄陈尚龙,他四十二岁了,有了一个小他四十一岁的表妹。先人们大概极端艰苦,以至于生育安排得如此步调不一,同一辈人之间年龄差距可以这么大。当然,如果时间足够久又没有大规模非正常死亡的话,我们也会成为先人。

有一个大我十二岁的侄子,这件事让我的童年充满了安全感和自豪感。我十三岁升入初中那年,正是小混混们如日中天的时候,几乎每个人在放学后都会遭到着装艳丽怪异的小混混的堵截,有的被翻书包,有的被毒打一顿,挨上一二十个嘴巴才能走。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升入初中的第一天放学时,陈尚龙就带着他能喊到的所有兄弟哥们儿在门口等我,好像我是教育局领导。他这是在向全镇的小混混们打招呼,不要碰这个小孩儿。可惜陈尚龙当时在镇上混得不算多好,我受他照顾,最高也只能享受不被打、不受骚扰的待遇,如果我想在街头干一番事业,指望不上他。

后来我们疏远了,我去了县城读高中,他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很多年,我都不记得自己有这么一个表侄,他大概也不会在乎有我这么一个表叔。但他是一个善于梳理和联络各种关系的人,大学毕业后,我很快成了他家的常客,每次回家都会被喊去喝酒,而且总是让我坐在主位上。那是堂屋中央八仙桌上面南背北的两个位置,背后是一个堆满杂物的长条香几和一副巨大的中堂对联。我有时坐在左边,有时坐在右边,反正我不讲究这些,陈尚龙也不讲究,让我坐这个位子,只是体现他对我这个表叔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的双重尊敬。

来的次数多了,我有些厌恶,陈尚龙太喜欢交朋友了,完全是一副交际花的状态,恨不得每天都在家里大摆宴席,酒桌上总是端坐着四乡八里的狐朋狗友。有的人大大咧咧,有的人受宠若惊,有的人阴森可怖,有的人神情恍惚,有的人谄媚猥琐,有的人不可一世,有的人深不可测,有的人沾亲带故,有的人来去无踪……每次去他家吃饭,桌上都会有我不认识的人,哪怕是大年初三、初四这种不宜乱跑的日子。吃饭自然是陈尚龙请客,长此以往,花费很大,虽然客人们打牌之后赢的人会留下一点儿钱,但和花出去的完全不对等。陈尚龙的父母对此意见很大,很多次在后面的厨房怒气冲冲,见到我,收敛一点儿,但抱怨不停。陈尚龙也做过父母的工作,大概的说辞是,请这些人到家里吃吃喝喝,确实要花钱,但是他们都有路子啊,靠他们能挣钱。说着说着,他的父母也无奈地接受了这种状态,有时候也天真地跟别人炫耀说:“我家陈尚龙,什么路子都有,到处都认识人。”这句话在陈尚龙欠了一大堆债之后,被翻出来当作笑柄。他所谓的一些老朋友、老关系,大多数实在不怎么样,尤其是那些吃着公家饭手握小权力的,只会做两件事——吃吃喝喝,哼哼哈哈。

当我决定跟陈尚龙少接触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反而更加密切起来。那是2010年春节后不久,陈尚龙打电话让我回去吃饭,我对此有些抵触,因为我觉得自己正在跟陈尚龙一点点疏远。这几年是他最得意的几年,手上有很多钱,家里有很多人,每天醉醺醺的,对未来赚大钱充满了信心。为了让自己像一个大老板,他开始讲究,变得很迷信,关注风水运气,凡事都要图吉利。喝酒要喝六杯,六六大顺,甚至喝八杯,最少也得四杯。普通一顿饭,开席时间要定在六点十八分。要在卧室床头挂一幅水准拙劣的山水画,说是代表有靠山。这些都让我有点儿受不了,已经毕业的我有了自己的事情,也开始有了点儿头脑,觉得跟他完全不是一路人,而且,我担心自己兴致所至的胡言乱语会惹他不高兴。

但他邀请得非常坚决,甚至说要开车来城里接我回去,那我还是自觉一点儿吧!等到了,我愕然发现我的顶头上司曾毅也出现在饭桌上,还拖家带口。不需要我委婉打听,陈尚龙三言两语就把事情全都说了。曾毅当年作为知青下放时,跟陈尚龙的父母关系很好,互相帮助,主要是陈尚龙父母帮曾毅。当时曾毅十五六岁,是个半大小伙子,陈尚龙七八岁,成天跟在他后面玩,无论是摸鱼捉虾还是唐诗宋词,曾毅都让陈尚龙大开眼界。父母见陈尚龙喜欢曾毅,对曾毅更是好上加好,几乎当成大儿子一样对待。1979年曾毅回城,高不成低不就,很晚才娶妻生子,一直不愿意再跟陈尚龙一家联系。直到最近,曾毅觉得,大家都老了,人生除了回忆就再无希望时,才跟陈尚龙父母取得联系。作为政府办公室主任,他立刻受到了陈尚龙的盛情邀请,不仅盛情,几乎疯狂。

我们几个一边喝酒一边回忆往事。当然,我没有往事,我1980年才出生,那个时候,陈尚龙已经十二岁,背着书包去上学了,而曾毅年近二十,在城里茫然四顾。一直到1999年,曾毅才结婚,半年不到孩子出生,似乎在抢时间,即便如此也太晚了。如今,他五十岁了,儿子才十岁。由于过于溺爱,曾毅的儿子像个大姑娘,细皮嫩肉,细声细语,举手投足也绵软无力,我感觉把他放到室外半天就会枯死掉。

但这一切都是话题。曾毅主动感慨,我是被耽误了,四十岁才有曾鹏,我没几年就退休了,那个时候他大学都没毕业。他的话充满了对权力的不舍,显然是打算趁自己还有公职的时候解决儿子的工作之类的问题。我说,曾鹏应该喊陈尚龙哥哥吧,这样就喊我叔叔,我和曾主任就平辈了。

这句话让他们大笑起来,声音大得毫无必要。然后我们开始梳理各人之间的关系。按理说,曾毅一直喊陈尚龙父母哥哥嫂子,那么陈尚龙是曾毅的晚辈,得喊叔叔,我就成了曾毅的同辈人,他大我二十岁,还是我领导,能平辈相称我很满足。但是从进门开始,曾毅就让曾鹏喊陈尚龙叔叔,这在年龄上是完全合适的,可这样一来,曾鹏得喊我爷爷,曾毅反而得喊我叔叔了。我的最高目标不过是跟曾毅同辈,很多公事应酬时曾毅也可以有意无意说“我们兄弟”“这位小兄弟”之类的话,让他降一辈也确实太过分了。

论来论去,大家的结论是各喊各的,互不干扰。曾毅称呼陈尚龙父母哥哥嫂子,陈尚龙则称呼曾毅为大哥。曾鹏喊陈尚龙父母爷爷奶奶,喊陈尚龙叔叔,也喊我叔叔。曾毅则按照单位里的习惯,喊我小牛,我喊曾毅曾主任,以彰显他作为领导而不是亲戚的第一属性。我们对人生、岁月、年龄、亲情和中国特有的称谓感慨了一个晚上。

那顿饭后,我再也做不到对陈尚龙敬而远之了。他常常到南京,邀请我和曾毅一起吃饭,这是难以拒绝的。而我和曾毅也屡次结伴到陈尚龙那里做客。平时,曾毅对我态度大为好转,很多场合都带我参加,一副提携下属的架势。好几次,我需要他出面撑场,他也慨然答应。但我和曾毅之间没有实质上的利益往来,我对继续待在机关已经没有任何兴趣,忙了几年都为了寻找一个可供今后维生的小生意。曾毅也不是真的提携我,他没有这个能力,他全部的希望是退休之前再上一个台阶,哪怕去一个没有实权的单位。

我们各怀心思,陈尚龙每次出现,或者邀请,都是一次摆脱机关氛围的机会。我们居然成了一个貌似稳固的饭局圈子,当然,交际广泛的陈尚龙,常常带着我们不认识的人一起吃饭,不过这些人一顿饭之后再也不会见面。

但很快我不再想理会陈尚龙了,他钻在生意里出不来,酒桌上,但凡有人提到一件事,他立刻会问,这个事我们能不能做做,我感觉能赚大钱,随即就开始畅想怎么操作,一二三四五,逻辑混乱地梳理归纳起来,完全是临时反应。在自己话音未落时,别人若说起其他的事情,他马上又开始新一轮的谋划和畅想。一顿饭会涉及多笔生意,从石油钢铁到土地买卖到修桥铺路到医疗器械。我觉得他越来越不清楚自己是谁了。

于是,就算陈尚龙用曾毅作为理由喊我去吃饭,我也不答应。曾毅似乎也对陈尚龙失去了兴趣,除了第二年春节带着全家去乡下大肆燃放烟花爆竹之外,再也没有带家人到乡下去。从谈话中我感觉到,他对陈尚龙也有些回避,似乎那次受邀前去只是插曲,更似乎插队的那两三年都是插曲。当然,我觉得他和我这样的人,整个人生也只是一段插曲。我没有问过曾毅疏远陈尚龙的缘由,对此我毫无兴趣。曾毅也没有问过我什么。以他的丰富阅历,应该可以看出我对陈尚龙没有多大的兴趣。

终于,曾毅从办公室调去了文化局,解决了级别问题但远离了权力中心,在一次次虚张声势的会议的核心地带或者边缘区域坐着,坐等退休。他非常满足这个状态,开始练起书法。我跟他见面也少了,有一次偶然在一个饭局上遇到,我们以成年人的方式,虚伪地感慨起人生多变。我说:“曾局长,我们共事了七八年,部门太大了,我也没有机会跟你走得太近,后来陈尚龙出现了,我们好不容易有了共同认识的老熟人,想不到你又高升了。”曾毅说:“没办法呀,组织这样安排,我再不喜欢也要去呀。不过我走了,你们几个骨干都有机会了,你们要好好请我吃饭,哈哈哈。”

我们都没有谈陈尚龙,都不想,也没有谈更多各自的打算。我突然间觉得,和互相之间毫无用处的人打哈哈,说天气,这种流行在祖国大地上常见的方式,不是虚伪,而是真实,是凶狠和残忍。

就这样,我和陈尚龙接触少了,几乎没有接触,和曾毅接触少了,也几乎没有接触。至于他们之间如何,我不清楚,想必也少了。

我从父母以及其他很多人那里都听到关于陈尚龙的消息。他最有钱的时候我是知道的,随后,我就听说他如何一点点糟蹋完所有的钱,进而背负了巨额外债。在父母和乡亲们看来,陈尚龙的问题出在三个方面,一是平时花销太大,这一点从他的穿着打扮可以得到证实,在乡下黑压压的棉衣布料群中,他总是穿着白衬衫,冬天则是闪亮的皮衣,除了穿,还有没完没了的请客,人家回请,也总是变成他继续请。二是他借钱太随意,很多人把他吹捧上天之后,三言两语就能借走三五万,或者更多。这些钱大概是要不回来了,借钱最多的那几个人,连人带钱都已经不见了。三是他的生意全部以失败告终,或者正在无可挽回地失败。

我对此不再关心。有人一夜暴富,有人一生贫穷,有人稳扎稳打,有人一年不如一年,如果这些都是对的,那么像陈尚龙这样“一泻千里”,也属正常。何况这都是他得意忘形导致的。我只是打电话跟父亲说:“如果陈尚龙找你借钱,千万不要借,除非你不打算要了。”父亲说:“废话,怎么会不打算要钱了,我不会借给他的。”我说:“不一定啊,哪天你觉得自己有点儿钱不愁用了,说不定就给他一两千块救急,这也是完全可以的,或者他们家有什么过生日之类的大事,你份子钱多出一点儿。”

父亲嘿嘿一笑,没说什么。他大概是在讽刺我以前常常去陈尚龙家喝酒,现在人家遇到麻烦了,我觉得愧疚。但我没什么愧疚的。

今年春节后的一天,日子正常往前推进。关于过去和未来都没有什么值得心花怒放的,不过随着气温的逐步抬升,人的心情也跟着愉悦不少。一天晚上,到了下班时间,我在犹豫是直接回家,还是去对面的画廊一条街逛逛,跟几个小老板喝几杯茶时,很久不联系的曾毅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吃饭。

我说:“曾局长,我约好了几个同学一起吃饭。”

曾毅说:“小牛,不要跟我胡说,你一张口我就知道这是现编的。何况今天晚上你一定得来,陈尚龙来了,要找我谈事情,你不在场有些话我不好说。”

我说:“我在场有些话不好说吧!”

“你在场,我有个见证,一些话我就能说了。他太不像话,逼着我要钱。”

我愣住了,这件事有点儿出乎我的意料。出于对老领导的尊重和对事情本身的兴趣,我赶过去了。晚饭地点在一家豪华酒店,曾毅要了一个包间,我进去时只有曾毅、曾鹏两个人。我问:“陈尚龙呢?”

“说是打不到车,还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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