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中拿着这包信,并没有急于打开。
“她还好吗?还有白伊?”
“怎么说呢。伊莎白小姐的身体好像不是很好。你大概也知道,她小时候病过那一次后,眼睛是不行了,身体也受了影响,好像是心脏。一累或是心事太多都不好。虽然在美国,离战火还远,但是她已经好久没有白牧师的消息了。我看那些小鬼子在香港、菲律宾和新加坡的架势,肯定会把外侨都抓起来的。白牧师,哎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了。”
“白莎呢?你最近可有她的消息?”
内森摇摇头,又点起了一根烟。
“一丁点儿也没有。一年前就断了联系。我托重庆的朋友到处打听,都说是去年春天就没了她的消息。我跟你说,她一准是去共产党那边了。”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李先生,我是无所谓。什么共产党、国民党,我他妈的一个洋鬼子反正也搞不懂,我就看谁打法西斯。现在我们和斯大林都握手了,更何况中国的共产党?”
说到这儿,他的眉头皱了起来,薄薄的嘴唇也紧闭着。沉吟了片刻后,他又道:“她一定是爱上了一个共产党,而且爱得很深,爱到可以放弃宗教。我无所谓她什么党,可她啊,肯定是非共产党不嫁的人。”
点着了第四根烟,内森向前探身,压低了声音,问道:“李先生,你说共产党能要一个洋鬼子吗?”
他这一问倒真是让我一惊,他估计也看出了我神色中的慌张,便狡黠地一笑,耸耸肩道:“你别紧张,我就是随便瞎说。李先生,你有酒吗?我想喝一杯,就得告辞了。”说完,他又放松了自己,靠在藤椅的靠背上,仰头吸着烟。
看来这战争不只是让山河破碎,也让人心在变。两年前羞涩单纯的内森现在无论是言谈还是形色已全然是另一番模样。苦叹中,我让德诚找出了一坛家乡的老窖,给自己和内森各斟上一杯。
他拿起酒杯,靠近鼻子,闻一闻,似是很喜欢那醇正的窖香,向我一笑道:“太棒了。还得感谢你李先生,在自贡教我喝酒。按你们中国人的习惯连饮三杯怎么样?”
我点点头,也举起了手中的杯,问道:“第一杯为什么喝?”
“打败他妈的法西斯狗崽子!”他说道,声音中已完全没有几年前的稚气,而是豪情万状,一饮而尽。
我似也被他所感染,虽平常难得豪饮,也一饮而尽,然后招呼德诚过来满上第二杯。
“第二杯呢,就为中国吧,希望她快快脱离苦难。”说着,他把杯高高举起,画了一个有力的弧线后又是一饮而尽。
“谢谢你。”我也喝下了第二杯,却已是面红耳赤。此时心中也是一股抑制不住的热气,借着酒兴,便自己又倒上了第三杯。
“这第三杯,”我道,“为所有我们爱的人!”
内森会心地一笑,脸上似乎又找回了一丝往日的腼腆。他抓过酒壶,也给自己斟满,一手端起酒杯,一手握住我,意味深长地说道:“祝她们幸福!”
“李先生,你保重。我三天后回昆明。如果有信给伊莎白小姐的话,你可以叫人送过来。”
内森走后,我没有立刻打开这信。我和伊莎白自分别已有近二十年。这二十年间,我们再未有直接联系。虽说白莎回来后,通过她,我和伊莎白又互通了音信,可我和她心中怕是都有了一层不愿去扰动的忘却。
我将信放在写字台上,沉思良久,虽然心情难复平静,但也不愿就此开封。墙上的挂钟寻着不变的节奏,陪伴时光的逝去,而我望着窗外渐强的天光,却是越发的不知所措了。
就在此时,一阵尖锐的防空警报又划破了长空。
“先生,您怎么还在这里?快走吧。”德诚已顾不上平日的礼数,拽着我的衣服便向外去。
我随着他,刚到门口,忽又想起伊莎白的信还在桌上,便又回屋中,拿上她的信才随着德诚进了临近的防空洞。
那天来避难的人并不多,我和德诚找了一块宽敞的地面坐下。洞外虽说已是春意渐浓,可洞里仍是寒气袭人,砖石上渗出一滴一滴的水珠,反射出暗淡的灯光。
背靠着石壁,虽然算不上舒适,但也有片刻的安逸之感。远处,洞穴尽头的灯光在此已是极微不足道,旁人只能在黑暗中忍耐着,而我手中却有着一封写在黑暗中,又可读在黑暗中的信。
此时一个孩子该是饿了,啼哭得甚是伤心,打破了洞中的寂寞。旁边几个下江来的邻居低声地叹道这不堪的局势对孩子却是最惨的。
“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小孩子的妈妈低声唱起了《半月》。她的歌声悠悠,口音中是软软的吴语。
“在那遥远的地方,闪着金光,晨星是灯塔。”
我闭上眼,听着歌声,心中想起二十多年前与伊莎白一起用手指阅读盲文。眼前的黑暗中浮起点点星光,那星光便会指引我心。
一、二、五是M,一、二、四、五、六是Y。那些久违的星座又缓缓升起,如爱一般,只要是爱过,可能分离但不会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