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几天里,初尝自由的兴奋心情里也渐生紧张。我虽然坚持着淡然超脱的外表,可说实话,与每一位新室友见面、参加每一场新生仪式,都让我惴惴不安。逻辑和观察让我不难发现,其他新生其实也未必心内无忧,可这也没让我宽慰多少。
几位室友和同楼的邻居虽说来自四方、背景各异,可不久也就谈天说地,似若知己了。开学最初两周,课程还没完全开启。白天有各科的定级考试,晚上则多是帮助新生联谊的舞会和派对。虽说这些社交活动对我还是生疏,可站在外围,听着动感四溢的乐符,看着活力迸发的芳华,自也觉出生活的欢乐。
90年代初由国内去哈佛的留学生本就不多,本科生更是稀少。有位长我一年的王师兄,组织了中国本科学生会。他既是学长,又是北京同乡,打听到我家的情况后就极力拉我入会。
我却是没有即刻答应。考上哈佛,我本就觉着可以自此只以自己本面对人,而不用扯上家庭背景。来了才知道有意思的事情这么多,更不一定那么多时间要和同乡泡在一起。其实我在哈佛也发现了另一处中国的宝藏。哈佛的燕京图书馆是西方最大的中文馆藏,故纸和文献里的中国雍容优雅,令人神往。
到哈佛三周之后的一天,我又信步向图书馆走去。进入大厅,像往常一样,抬头仰望大理石的楼梯,向二楼平台上展示的那些明人书画致以景仰之意。
正看着,就见着一群人由二楼鱼贯而出,徐步下楼。楼梯转角处,第一个出现的中年人气宇不凡。我在墙上悬挂的照片里见过此人,知道他是哈佛燕京学社的新科主任和著名的汉学家。他面庞俊朗却不失含蓄,眉目间既有坚毅又多儒雅,面对面看过去。传闻确实不假,从他的眼角、双颊和下颌能看出他那一半的中国血统。
此时他也注意到我,深邃的目光投来,我自然地想低下头,可就那一刻,我看到了站在他身后的李先生。我停在楼梯前,不知是否该和他打招呼,或是找个合适的角落隐藏自己。一切都在霎那间似已注定,没等我想出究竟,他却先是看到了我。
他向我招招手,仍是用他那古雅无暇的波士顿口音对周围的人说道,“啊,你们看,真是巧。那个年轻人是我的新朋友,来美国的路上就是他陪着我的。有他在,我们一起走,你们不用担心了。”
接着他撇开众人,自己缓步走下楼梯,到了近前,换成中文,轻声对我说道:“你还好吗?这一段可没来啊。”
我脸红起来,掩着心里的波澜答道:“功课一直很忙……”为了转移话题,我便问道:“您认识主任?”
他带着一副难读懂的笑容,摇摇头,说道:“岂止相识。我们可以算得上是至亲了,不过今天才第一次见面。这故事很长,改日再讲给你吧。”
他停顿了片刻,问我道:“你不是说你父亲让你学数学,为什么跑到这儿来了?”
“没什么特别的事情,”我不好意思地答道,“就是在楼下的书库里随便翻翻,好多历史书以前也没有看过。”
李先生倒是欣赏我这嗜好,微笑着说道:“你发现哈佛最好的东西了!你的书可以晚些再读,是不是?咱们出去走走吧。我来给你讲点儿这里七十年前的历史。”
我陪着李先生从Divinity街出来,走到Kirkland街口,接着是哈佛纪念堂和桑德斯讲堂。我扶李先生登上纪念堂的楼梯。走进侧面的耳堂,迎面看到的是为美国独立战争以来牺牲的哈佛学子所建的纪念碑牌。李先生一一念着那些名字,似是在寻找故人。
在桑德斯讲堂里,李先生指着那些巨大的镶板,向我一一解释上面的拉丁铭文。指着哈佛纹章,他的语调变得庄重:“真理
,再简单不过了,这才是哈佛试图坚守的信仰。”
“您说‘试图’?”我问道,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表述。
“真理好复杂哦!”他缓声叹道,却是没再多解释。
一路听李先生凭吊哈佛的人事和沧桑,便如和一部行走的历史同行。走到马萨诸塞楼前,他缓缓说道:“今天也耽误你不少功夫了。我自己从这儿走回去吧。”
“李先生,您想过写回忆录吗?”我有感而问:“听您讲这一路,觉着有点没听够。”
他侧过头,双眉微微蹙起,面容前所未有的肃穆:“你现在年轻,未必能懂。年纪越大,其实越难坦然,爱过的、恨过的,要是用真心去写,就像是把旧伤口一点点挑开。”
“可是这不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追求真理吗?”
听我这一问,李先生停住了脚步,因为年岁而变得温和的双目忽地射出了异样的神采。
“你为什么愿意花时间听这些老故事?”他问了,却是没等我回答,“你也不忙着说。先听也蛮好。”
此后一连几个周末,虽是有舞会或是派对的邀请,我总会找出些原因婉拒。秋日中,我和李先生坐在临河的飘窗旁,喝着白太太沏好的热茶,听他讲述往事。他的记忆清晰惊人,常能连续不断地讲述很久。
原本,我担心如此仅凭口传心授,时间和细节都会变得混沌。不过李先生讲故事的方式却十分特别,即使有些细节不可避免地被遗忘了,整个故事却并没因此变得凌乱,反而愈加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