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无需怕被刘继英成功夺嫡,倘若圣意已定,那什么努力都是白费,若陛下心存犹豫,那么朝廷上下,绝对少不了替皇孙说话的人
刘维箴听从了王士廪的建议,也是按照其建议做,并且做得还不错,谨言慎行,人畜无害。并且,根据朝局变化,不断调整言行举止。当然,更多的时候,刘维箴只是老老实实地做自己。
就这么着,当刘文济把目光转移到这个长孙身上,却蓦然发现,这个皇孙在满朝喧嚣的环境下,竟能如此守静,这可是一个很难得的特质,刘文济也是第一次奇之。
刘文济不喜其“迂懦愚钝”,但在一次读书时,他读到《太宗实录》中的一段记载,文字描述有春秋笔法,但明白地指出,太宗皇帝年轻时,比之秦、晋、赵三王,亦以“迂缓”着称。
这则“发现”,也是刘文济改变对刘维箴看法的开始。值得一提,将那册《太宗实录》放到皇帝读书目录中的,乃是时任内阁侍讲的包拯。
当刘文济同样将放大镜照向刘维箴的时候,王士廪的建言,就起很大作用了。因此在刘文济眼里,刘维箴这个孙儿虽然不那么让人满意,但他至少持重、纯粹,失之英睿,但“不折腾”,也是一个帝王难得的特质
该是从建隆二十二年开始,刘文济第一次以同等目光,来时审视、看待这一子一孙,刘继英于政事堂行走治事的同时,召见刘维箴问对的情况也变得频繁了。
二十二年黄河夏汛,水势异常,刘文济下诏,破天荒地以皇孙刘维箴作为河防使,率队出京,巡视黄河下游诸州县河防民情。
然后在巡视过程中出岔子了,刘维箴巡至濮阳时遇刺了,人虽没事,但吓得不轻,而刺客俨然是死士,行刺不成,果断自尽,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线索。
在王士廪的建议下,刘维箴没有将此事上报,诉苦告状什么的,而是以国家大事为重,继续遵从诏命,巡视下游州县,济民之困。
但显然,这件事是不可能瞒得住朝廷的,密集的眼线,迅速将此事上报给皇帝刘文济。对此,很难说刘文济是何感想,但他迅速下达密令,要求将此事压制掩盖,禁止泄密。
事情虽然压制下来了,但在一些不为常人所知的领域,此事却在不断发酵,影响之深远,可以说彻底改变了夺嫡之态势。
当然,刘维箴“濮阳遇刺”,也是建隆朝廷的重大疑案之一,不在此事本身,而在刺杀背后牵扯到的一系列夺嫡斗争。
至于说影响到夺嫡形势,刺杀案也只是一个引子,作为最大“犯罪嫌疑人”,奉圣谕,皇城使陈巍很正常地对睢阳公刘继英展开调查。
结果,刺杀案确实没查到与睢阳公府有什么干系,但却被陈巍找到了一些其他东西,比如,刘继英秘密交结朝臣的一些行为,与内廷勾结刺探消息,借着杨氏的影响力将手伸入禁军三司,试图染指军权,甚至被其收买的一些将领都暴露了出来
还有一些旧账,比如早在章德太子在世时,刘继英就已经蠢蠢欲动,秘密培植势力,甚至将眼线埋入东宫之中
一桩桩,一件件,足以让刘文济脑溢血。当然,这些事,刘文济依旧没有拿出来审判,皇家的威严总归还是要维护的,其乐融融的假象也需要维持。但是,关于刘继英封王的提议则彻底搁置了。
从建隆二十二年下半年开始,对于继嗣如何,刘文济已经有所偏向了。归根结底,刘文济的得位过程,虽属运气,更不乏阴谋成分,但他也不喜欢自己的子孙,也搞这么一套,还是刘继英这种搞法。
一手好牌,如此烂打,实在让刘文济意难平。
当然,即便刘文济对储君有着最高、最终的决策权,但在做出决定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大汉帝国,毕竟不完全是他一个人的。
比如杨皇后,得益于良好的家风,杨皇后很贤明,刘文济对她也还算尊重,但从刘继英“事泄”开始,刘文济对杨氏的忌惮,再度占了上风,也导致杨皇后的加分项也变成减分项了。
宗室之中,刘文济又分别垂询宗正、燕王刘昭与中书令、许王刘曜(建隆十五年晋亲王)的意见。燕王刘昭依旧滑不溜手,就和他“老狐狸”的外号一般,对此事是半点准确意见都不发表,皇帝要问,那就是“惟陛下自专”。
相比之下,还是二十多年君臣之谊,对刘文济已经十分熟悉的许王刘曜,谨慎地指出刘继英在理藩院的一些表现,隐隐表示担忧,怕刘继英华而不实
当然,储君之事,刘文济是免不了同心腹大臣们商谈的。他曾与兵部尚书萧恭有过一份交心彻谈,萧恭则指出,朝廷内外,同情章德太子与皇孙者,众多!
甚至,还斗胆说出了一番诛心之言,以二人脾性,刘维箴继位,尚可保皇室和谐,但若是刘继英,那就未必了,至少章德太子一脉未必能保全
刘文济始终对刘维箴的“迂软”感到担忧,又提出立其他皇子皇孙,对此,萧恭坚决地表示反对,直言那是取乱之道。
那一番君臣问对之后不久,萧恭就罢相了,被刘文济派到山阳担任巡抚使,萧恭也甘之如饴,他进言不为富贵,但远离晚年的皇帝,还是很有必要。
到建隆二十三年正月朔,在大朝当日,皇帝刘文济正式下诏,册立皇长孙刘维箴为皇太孙,正式确立大汉帝国的储君,结束了长达三年的夺嫡之争。
但结果出来,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至少刘继英是异常不服的。而皇太孙的册立,也是朝廷又一轮政争的开始,只不过,这一回,刘文济这个老皇帝亲自下场了。
在余生里,刘文济最主要的工作,便是为皇太孙刘维箴铺路,这个工作包括清除上位的荆棘,声势浩大的“睢阳派”,被刘文济一步步地瓦解,杨氏家族这个核心则被刘文济拆得支离破碎。
杨业的后人们,或贬或杀,就连杨皇后,都几乎被软禁在坤明殿中,不得再与杨氏子弟交往。当然,树大根深的杨氏,也没那么脆弱,刘文济也没有将之连根拔起的想法,只不过,在皇帝的辣手之下,辉煌了几乎整个建隆时代的杨氏,开始滑落了,“第一显贵家族”的名声坠落。
至于刘继英,则在建隆二十四年的时候,直接被刘文济赶到南昌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