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11日,四平攻坚战正式打响。在这场惨烈无比的战斗中,我陈明仁抱着必死之心,甚至抬着棺材上阵,以此来激励手下的两万将士。面对林彪率领的七万大军,我们毫不畏惧,奋勇抵抗。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战斗,最终成功守住了四平城。这一战,让我声名大噪,成为了国军中的名将。
战后,我的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蒋介石对我赞誉有加,亲自授予我青天白日勋章,并将我升任为第7兵团司令。然而,尽管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但我与土木系的陈诚关系并不和睦,陈诚找到了一个机会,撤销了我的职务。此后,我被调任至南京总统府担任中将参军,这个职位虽然听起来不错,但实际上却毫无实权可言。
1948年蒋介石与桂系将领勾心斗角处于白热化,在白崇禧、程潜等人的帮助下,李宗仁成功当选副总统。一时间,桂系力量和声望陡增,让蒋介石极为忌惮。选举完毕之后,蒋介石免去了白崇禧的“国防部长”职务,让白崇禧到华中“剿总”任总司令,撤销了武汉行营,武汉行营主任程潜被任命为湖南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
1948年6月,白崇禧出任华中“剿总”总司令。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了白崇禧发来的电报,他邀请我前往华中“剿总”担任要职。电报中的职位是武汉警备司令兼任第29军军长。
就在同时,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也向我发出了邀请,希望我能去他的绥署担任参谋长一职。
面对这两份邀请,我陷入了沉思。经过深思熟虑后,我最终决定接受白崇禧的邀请,前往华中“剿总”。因为这样一来,我就能够亲自带兵作战,而这正是我最为擅长的领域。
到达武汉之后,没过多久,蒋介石下达命令,要求在武汉组建第一兵团,并任命我为兵团司令。不久之后,我再次获得晋升,成为了华中“剿总”副总司令。我的第一兵团采用了两个军的编制,其中包括第29军以及重新组建的第71军。
当我接到白崇禧的命令,要求我将第一兵团调往长沙,加强湖南的防御力量时,我的内心涌动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和喜悦。这份喜悦不仅仅源自于军事部署的考量,更在于我即将回到那片养育我、塑造我的热土——湖南。
在湖南,有着许多知名的军政大员,如程潜、唐生智和李默庵等。他们都是坚定的和平倡导者,与我志同道合。如果能与他们携手合作,共同推动和平事业,那么我们的努力将会事半功倍。而对于我个人而言,如果能在家乡湖南发动起义,成功的把握也会更大一些。
于是,在1949年2月,我率领着第一兵团踏上了前往长沙的征程。同时,我还兼任了长沙警备司令一职,肩负起维护城市安全的重任。此刻,我深感责任重大,但内心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1949年8月4日,我与程潜等率部通电起义,弃暗投明,投入了新中国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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