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十五年八月十六日的廷议,在拥护之声中结束,正当朱祁玉打算起身的时候,一个小黄门跑进了文华殿内,将一份塘报放在了桌上。
中山王徐达曾孙,大明魏国公徐承宗因为病重,薨逝。
“命应天巡抚李贤主持,有司营葬,礼部给个谥号,令其子徐俌袭封魏国公。”朱祁玉看完了塘报,对于徐承宗,朱祁玉的印象还是当年徐承宗从凤阳跑到叙州磕头,也因此在平定南衙僭朝作乱之事中,魏国公府保留了下来。
徐承宗在大明平定南衙僭朝叛乱之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朱祁玉对徐承宗的离世并不意外,李贤早在三个月前,就已经汇报了徐承宗病重的消息,而太医院组织了太医前往南衙诊治,留不住终究是留不住。
徐承宗的离世不会对南衙的局面带来多少的影响,在大刀阔斧的改革之后,整个南衙一分为三,现在的应天府,处境略显尴尬,既不是文化、政治中心,也不是军事、经济中心。
甚至南京连娼妓最活跃之地,都已经逐渐转移到了松江府,秦淮河畔的青楼妓馆,都转移到了黄浦江沿岸。
即便如此,朱祁玉仍然将早就写好的悼文,递给了兴安,让兴安发往应天。
朱祁玉回到了讲武堂御书房,准备着盐铁会议的笔记,而兴安在备忘录上将徐承宗的名字标记为了薨逝。
“走吧。”朱祁玉带着兴安前往了盐铁议事厅开始每月一次的盐铁会议。
李宾言作为三司使汇报了官铺的经营情况,官铺已经覆盖了大明所有县城,而农庄的覆盖率只有五分之一,这是一个漫长的基层建设过程,预计在景泰三十五年左右,官铺对农庄覆盖才能达到八成以上。
而大明的银庄,覆盖到了大明所有的府衙,至于县衙,除了极个别的大县有所覆盖,再无法向下推进。
金融从来都是肉食者的猎场,大明银庄的覆盖,在极为保守的大明朝堂,已经有如此覆盖率,已经完全足够。
而工部对于官厂的情况进行了一个汇总,比较值得注意的则是和林瓦剌总兵官杨汉英请旨设立铁、煤矿山官厂,是否设立和林厂,成为了争论的焦点。
大明反腐厅现在将反腐的拳头,砸向了官厂和官铺,自从李宾言回京后,完成了对整个计省的整合后,之前不盈利的官厂和官铺突然开始了盈利,极其突兀的扭亏为盈,其背后是大明对财经事务监察严密之后,一些蠹虫们开始被经侦所发觉。
如何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尽量杜绝贪腐之事发生,就成了为了盐铁会议的重要议程。
绝对的贪腐是绝对的低效,而绝对的清廉也是绝对的低效,这一点上,王翱作为吏部尚书,极为清楚,他从来不是一个活在梦想乡里的人,大明皇帝也不是,一个绝对清廉、没有人情世故的大明官场,是大明帝制之下绝无可能建立的。
而此时已经出发了一年有余的大明京营已经来到了撒马尔罕,这颗明珠已经彻底蒙尘,康国已经失序一年有余,大明军终于过阿拉山口镇西关至碎叶城,再至康国都城康定-撒马尔罕。
没有任何的战事发生,大明军前锋王越,代表大明接受了伯颜帖木儿、隔干台吉等一干人等的投降。
不愿意投降的瓦剌人大有人在,在大明军西征消息传来之时,不肯归附大明的瓦剌人已经开始了继续西进的计划,一部分冲到了奥斯曼王国的东部行省,给本就纷乱的东部行省,又增加了不小的混乱,而一部分投靠了金帐汗国,给尹凡三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割裂和冲突是康国这片土地失序之后的主旋律。
大明军八万余众至撒马尔罕,开始了安抚工作,大抵就是剿匪。
大明军的胜利就像是喝水一样理所应当,列阵——推进——炮兵轰——步兵排队枪毙——敌阵崩溃——骑兵追击——协从军开始打扫战场,这是一种极其枯燥无聊的作战方式,简单粗暴而行之有效。
乌兹人已经习惯了在后面打扫战场,他们甚至不敢在军功即割首级之事上弄虚作假。
在经过了长达大半年的四处出击之后,康国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才换来了安稳。
大明的康国公王复也在景泰十六年春,从赫拉特回到撒马尔罕,朝廷下达了康国公的册封圣旨及世券,王复选择了拒绝,他必须要离开这片土地,才能保证大明朝对康国的长臂管辖。
康国和云南、交趾不同,康国是个六合之地,而不是四方之地,这里需要的是一个王爵,而不是一个公爵,如果王复接受了册封,在不久的将来,他一定会成为康国的王。
如果成为康国的王,王复还能回归大明吗?显然不可能。
经历如此剧变,王复继续在这个位置上坐下去,他就会真的变成康国的王,这从来不是王复的愿景。
王复的奏疏回到了京师,康国公王复的最后一本奏疏,是请求大明皇帝册封五皇子朱见洋为康王,总领康国诸事,而王越将会留在康国主持康国大小事务,等五皇子成年后,回京任事。
朱祁玉最终朱批了这份奏疏,朱见洋被册封为了康王,前往康国就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