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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6章 张居正 明朝中兴之魂与万历新政的辉煌（第1页）

一、少年聪颖

嘉靖四年五月初五日（1525年5月26日），张居正降生于荆州府江陵县的一个秀才之家。他的诞生伴随着一个奇异的梦境，据传其曾祖父梦见一轮圆月落入水瓮，光芒四射，随后一只白龟缓缓浮出水面。这一梦境被视为吉祥之兆，预示着家中即将诞生非凡之人。曾祖父随即给这名新生儿取名“白圭”，寓意着他未来能成为家族的荣耀。

自幼，张居正便展现出超乎常人的聪慧与天赋，很快便在当地赢得了“神童”的美誉。嘉靖十五年（1536年），年仅十二岁的他参加了童试，其敏锐的思维和卓越的表现吸引了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注意。李士翱对这位少年寄予厚望，鼓励他树立远大理想，日后为国效力，并亲自为他改名为“居正”，意在期许他能正直不阿，成为国家栋梁。

然而，张居正的才华并非一帆风顺。嘉靖十六年（1537年），他首次尝试乡试却遭遇挫折，未能如愿高中。这次失败并非因为能力不足，而是湖广巡抚顾璘有意为之。顾璘认为，过于顺利的成长环境不利于张居正性格的磨砺，为了使其日后能够担当重任，他故意让张居正落榜，以此激励其更加努力。

顾璘的良苦用心并未白费，三年后的嘉靖十九年（1540年），张居正以更加成熟的姿态重返考场，顺利通过乡试，一举成为少年举人。顾璘对他的成就感到由衷的欣慰，甚至解下自己的犀带赠予张居正，以此表达对他的高度评价与期待，鼓励他不仅要追求个人的成就，更要以伊尹、颜渊那样的贤臣为目标，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再创佳绩，一举中二甲第九名进士，正式步入仕途，被授予庶吉士的官职。这一刻，不仅是张居正个人荣耀的巅峰，也是他政治生涯的起点，预示着他将在未来的岁月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二、官场升迁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张居正以优异的成绩中进士，入选庶吉士，有幸得到内阁重臣徐阶的直接教诲。徐阶注重实用主义的治国理念，深刻影响了张居正的世界观，为其日后投身政治改革埋下了伏笔。在徐阶的引导下，张居正深入研习朝章国故，逐渐成长为一名具有深厚学识与远见的政治家。

张居正进入翰林院之时，正值内阁内部权力斗争白热化。夏言与严嵩争夺首辅之位，夏言虽一度占据上风，却最终因严嵩的谗言而遭不幸。这段经历让张居正亲眼目睹了朝廷政治的黑暗面，尤其是政治腐败与边防松弛的严峻现实。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他提交了《论时政疏》，尖锐地指出了时弊，提出了改革主张，然而，这份充满真知灼见的奏疏并未引起明世宗和严嵩的重视，张居正的政治热情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因健康原因，张居正申请离职，返回故乡江陵修养。在这段长达三年的休养时光中，他遍访名山大川，游历古迹，不仅使身心得到了恢复，更重要的是，他亲身体验到了民间疾苦，特别是土地兼并与贫富差距的问题，这些深刻的社会现象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恢复健康的张居正重回政坛，此时的他已不再是那个单纯的青年才俊，而是经历风雨洗礼后的成熟政治家。在徐阶的推荐下，张居正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获任宫右春坊右谕德兼国子监司业，更重要的是，他被徐阶举荐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这一职务不仅使张居正得以接触未来皇储，更为他积累了广泛的人脉资源，为日后登上政治巅峰铺平了道路。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明世宗驾崩，徐阶负责起草遗诏，特意邀请张居正参与共谋，这标志着张居正开始涉足核心决策层。随后，张居正升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并在不久后与陈以勤一同入阁，担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至此，张居正终于站在了政治权力的中心，开启了他作为内阁首辅，主导明朝改革的新篇章。

三、位列次辅

隆庆元年（1567年），张居正凭借裕王府旧臣的身份，擢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正式踏入内阁，开始了参与朝政的重要角色。此时的明朝，内外交困，国库空虚，边疆动荡，国内矛盾激化，亟需强有力的领导与改革。同年四月，张居正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标志着他在政治舞台上迈出关键一步，开始在朝廷决策中发挥更大作用。

隆庆二年（1568年），徐阶因年迈辞官，内阁内部权力真空形成。次年（1569年），高拱强势回归，兼任吏部事务，掌控内阁大权，与张居正形成竞争态势。高拱与张居正之间的矛盾，不仅源于政治理念的差异，更在于对权力的争夺。

隆庆四年（1570年），鞑靼首领俺答汗发动进攻，局势紧张。在此关键时刻，张居正巧妙利用俺答之孙把汉那吉的内附事件，通过外交与军事两手准备，迫使俺答妥协。张居正一方面展示明朝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又展现大国的宽容与智慧，最终促使俺答同意和谈，释放叛臣，实现了北方边疆的暂时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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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驾崩，神宗继位，年仅十岁，由其母李太后摄政。高拱因得罪李太后与太监冯保，被罢黜。张居正借此机会，于六月成为内阁首辅，八月加封左柱国，进中极殿大学士，地位达到顶峰。面对国家的重重困难，张居正提出了涵盖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改革方案，强调整顿吏治、富国强兵的重要性，以解决国家“财用大匮”的根本问题。他主张“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将国家的长治久安与民生改善视为改革的核心目标。

四、首辅万历

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上疏提出实行“考成法”，这是他整顿吏治、强化中央集权的重要举措。考成法的核心在于建立一套严格的考核体系，以六科监督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确保政令下达与执行的高效性。通过层层考核，明确了各级官员的职责，改变了以往政令执行缓慢、效率低下的状况，实现了“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的政令畅通。

万历四年（1576年），张居正进一步强化了对地方官员的考核，规定凡征收税款不足九成者将面临处罚，这一举措极大地提高了征税效率。据统计，至万历五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435万余两，较隆庆时期增长了74%，国库盈余达到85万余两，彻底扭转了明朝长期财政亏空的局面。考成法的实施，不仅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实力，也为后续的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张居正的倡导下，万历七年（1579年），当明神宗要求户部提供十万金用于光禄寺御膳时，张居正坚决反对，指出国家财政已经捉襟见肘，必须节省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在他的坚持下，不仅这笔额外开销被取消，就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被免除。此外，张居正还成功说服神宗停止重修皇宫、减少内库赏赐、缩减服饰御用等开支，有效抑制了皇室的奢侈消费，体现了他节俭治国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