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江畋想要籍此推波助澜的话,只要告知对方,远在海外的区区倭国,也有人敢于僭称“天皇”尊号;并且将这件事情捅到朝堂上去,自然就会有人义愤填膺的站出来,鼓动征讨这种僭越。
不过,眼下还不是最适合的时机;如果真要对这时代的倭国开战,那就需要一鼓作气将其重创,或是打成满地的碎片,再慢慢的开发其蕴藏的贵金属资源。而不是象征性的威慑和认罪服软就好了。
另一件相关的事情,则是官拜光禄大夫、太常员外卿,兼熊津都督、带方郡王,百济王子扶余隆;在安东都护府的治所平壤城的驻留期间病逝了。朝廷追赠辅国大将军,百济王室扶余氏就此衰微。
而另一位遥领辽东都督、朝鲜郡王的高句丽末王高藏;至今还在洛阳做寓公,也没有机会卷入高句丽残党与靺鞨人的谋逆事件,导致安东都护府的势力范围收缩,治所退守辽东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如果不出所料的话,过几年连这位末王都一并去世之后;高句丽境内残存的反抗势力,连明面上可以尊奉的旗帜都不存在,曾经享国柞数百年的高句丽王室,最后一点残余影响也就此划上了句号。
此外,就是上元四年、上元五年之间,在中原腹地的河南、河北道,相继发生的不同程度旱情;上谕照例派遣御史中丞崔谧等人,分别到各道慰问、救济。然而侍御史刘思立却上书劝谏称之不可。
理由是当下正值麦子抽穗春蚕吐丝的农忙季节,天子派遣使者巡视安抚,百姓固然翘首企待、欢欣鼓舞,忘了生产,乃至期望得到皇帝的恩惠,聚集起来参拜、欢迎使者,对民间的农事妨碍很大。
殊知天子的本意是安抚慰问百姓,结果却对他们造成困扰反而不美。既然是为了救济,官署应建立支付的帐薄,大可先委派各州县救济,等到秋后农闲,再派出使者到各地考核救济工作的好坏。
本来事情就此结束,高宗也收回分派各道使臣的成命。但太子李弘这次在朝议上,主动提出另一个方案和建议;既然担心大臣宣抚影响农事和扰民之嫌,那委任各地官府自行赈灾也难免良莠不齐。
因此,无须等到秋后农闲时,再派人考核救济工作的效果;期间的官府用事无论好坏,都已经对百姓造成了既成事实。因此,完全可以在下令各地官府赈灾的同时,由朝廷分派人员进行同步监察。
当然了,这些监察人员的身份和品秩,就不用多么的高;却需要足够的数量,分区进行监察。以正在御史台见习的那些年轻里行,就可以胜任之。也无须公开身份惊扰到地方,直接探访各地民情。
作为天子和朝廷查访地方的耳目,而非钦命处置事态的大臣,深入乡里查访和监督各地赈济的进程;然后,再通过专门的驿递渠道,反馈给朝廷中枢作为日后考绩的参照和依据,并列入资历堪磨。
然而,这个破天荒的提议既出,顿在高宗偶然视事的常朝中,掀起不小的争议。尤其是当值的宰相裴行俭、郝处俊在内多位重臣,都不赞成这种轻易打破现有御史监察体系,并扩大其权柄的尝试。
反是那位代为临朝的天后,不但出言附和和大大赞许了,太子李弘的主张和提议,甚至还更进一步的建言高宗;扩大这些临时委派的差遣职权,如果试行效果颇佳,则可就此增扩人手和成为制度。
显然,在这个正中她下怀的提议背后,是天后一党更进一步延伸的外朝权柄和影响力;也是宰相郝处俊等人所担忧和防范的。但这就是堂堂正正的阳谋手段,也是太子李弘没法反悔和拒绝的结果。
此外,高宗在天家诸子中,改封第七子周王李显为英王,并根据天象观测改名为李哲。又在天后的主张和安排之下,册立豫州刺史韦玄贞之女韦香儿,为续任的王妃
。就宛如历史曾发生过的一般。
高宗还下令:显庆年间所推行的新礼,多不效法古礼,其后五礼均依照《周礼》执行。从此礼官更加无所凭据,每次遇到大礼仪时才临时选定。太常少卿郑休远为此上书申辩,被训斥并贬官留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