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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1922年美国波士顿（第1页）

第二十五章

1922年美国波士顿

二二年秋天我去看过培真几次，他总是在书桌前坐着，奋笔疾书，桌旁一摞稿纸隔几天便会厚上几分。他自己的学业似是再也不顾了，连同我说话也只是三言两语。

我虽觉着以自己来看，如此荒废学业总是不妥，可他毕竟早已下此决心。况且他能安生地在美国做些对革命有益的事情，倒也让人放心了许多。

可入冬之后，我的担心又回来了。这次是担心培真的身体。培真原本看上去是比我结实许多，可那个冬天，他却形容日渐憔悴。脸上虽然仍是神采飞扬，可那种红晕却是看着让人有些不安。我劝他自己的身子总是要当心的，可他只是说要赶时间，然后便又俯下身子，继续笔耕不倦。

我见他既然如此专注笔耕，也就没再去找他，直到春分那天，他打来电话，说是想和我聊聊。见了面，我还没顾得上问问寒暖，就被培真一把拉过，坐在了书桌前的木椅上，而他自己则是一跃而直接坐在桌面上。

“友然哥，大好的消息！”他已难克制心中的激荡，声音异然地亢奋。

我一时不明白他的意思，只是呆呆地看着他的眼睛。那里虽是神采飞扬，可恐怕也是因为此前多日的劳累而充满血丝。

培真见我有些木纳的样子，噗地笑出了声，说道：“友然哥，你怕是心里就只有未来的嫂子吧。家国大事都不顾了？”

他这么说，自然是点到了我心里的软处，只觉着脸上一阵子难堪。

“咳，咱们不开玩笑了。你看看这两份报纸，”他转过身，取了报纸在我面前唰地铺开，兴奋地接着说道：“这是前几天的波士顿环球报，这张是昨天刚寄过来的纽约时报。是国内的消息。”

我俯身看下去，果然两篇文章都是来自广州的记者，草草地扫过大字标题和段落开端，应该是说原本作乱的粤军已被驱逐出广州，孙文三月一日返穗，任大元帅职。

培真双手撑在桌面上，意味深长地言道：“现在看来，去年的事情，那不过是乌云暂时蔽日，不到一年的功夫就日月重光了。”

“还有，友然哥，你仔细看看这几段，”培真激动的手指在报纸上找寻，不时留下油墨的划痕。“对，就是这段，”他兴奋地用食指点击着那段文字，“他们说新的政府显现出强烈的革命倾向。他们毫不掩饰对西方强权的敌意和蔑视，他们似乎在寻找新的骄傲以洗刷过往几十年的耻辱，他们似乎在寻找新的声音以向世界呐喊。”

“新的声音以向世界呐喊”，培真重复着那令他显然心潮澎湃的句子，久久不能平静。“友然哥，你说咱们留洋不就是要找那个声音吗？现今这声音就在国内，那为什么还要留在这儿呢？还是怪我自己的意志不坚定。要不然，去年回国，正好能赶上这样大快人心的事。你看，友然哥，今天可是春分，我看这革命的春天也是到了。之前，也就是一小阵子倒春寒，成不了气候，那这之后可就是一天比一天热啦。”

“那你，那你，是决心回去了？我吞吞吐吐地问道，而话一出口才觉出似乎自己的问话早已不合时宜。

“干嘛问得那么噤若寒蝉地？”培真用胳臂肘捅了我一下，接着笑道：“我早就明白你的心意了，劝你也没用。友然哥，你呀，就留在美国，好好地照顾嫂子。在广州的朋友帮我联系好了在大元帅府的工作。”

一边说着，他一边把双腿盘上桌面，然后俯身把书桌一边的抽屉拉开，取出了一张船票放在我面前。

“还有两个星期。”他手里翻转着船票，声音也变得有些低沉。

“我原本是想劝你一起回去革命，不过后来我也想通了。革命就得死人。”

听见这“死”字，我浑身一颤，觉着些许的不安和不祥。

培真想必是看出了我对那“死”字的畏惧，可他的声音仍是平静如常：“哪有革命不死人的。即便是像美国的革命，杰佛逊不也说过：我们不能期望躺在温床上从专制走向自由吗？”

“我没有你那么勇敢，”我喃喃地自责道。

“不能这么说，”培真劝慰我道：“友然哥，你呢，是家里的独子，自然得侍奉父母。嫂子这边呢，眼睛不方便，也需要你照顾，自然不该叫你去碰这危险，对不对？”

“再者，革命也不只是要死人，也还得要活人，对不对，要不然就没人托付了。”

那时我们二人都不过二十出头，真不应该是谈论死亡或是托付的年岁。可培真竟是如此的平静，而这却让我更是不安了。

“友然哥，我这里有一份稿子，是这阵子赶着写出来的。能托付给你吗？”他一边说着，一边把书桌右角上的一摞书稿推到我面前。

“回去在海上颠簸一两个月，再以后就更不可知了。带在身上不放心，所以我想了想，还是存在你那儿更好。”

培真用手轻轻地拂过纤柔的纸面，有些不舍地说道：“写了将近两百天，把心都掏空了。不过还有最后一段没写完。等到走的那天，再送给你。人若是死了，话能留下来，也挺好的，对不对？”

死亡这个词反复地挂在他嘴边，我只觉着屋里的空气压抑难当，又不知道该怎么地把话题岔开，便敷衍了两声先走了。

出了门，我没有去坐电车，想多呼吸一下三月末的清冷空气。顺着保罗街一路向北，十几分钟就到得查尔斯河边，然后再沿着河岸往西北走去。

一路走着，回想培真的话，却是越发觉出他在难过中还有着一种莫名的不舍。他连说了三次“对不对”，听上去是在问我，是在安慰我，可或许也是在对他自己说？或许他自己也在思忖这条路走得是不是对？

此时已是离着剑桥不远，心里想着或许应该回去再劝劝培真，可脚下却没有停步，仍是随着往日的习惯，走上桥面。河水已然开冻，带着早春的清蓝颜色流动不息。那天下午，我已和伊莎白约好了在家里为准备启程去华盛顿的白牧师送行，总是不好负约的。

在此前两周，白牧师接着了华盛顿拍来的电报。美国国务院正要为着落实前一年的华盛顿会议和亚洲未来的和平计划召开会议。几位官员想到基督教的传教士和布道所或许大有可为，因此便请了几位有名望的传教士前往赴会。因为是临近复活节，便有人提出不如在这基督教最神圣的节日里邀请几位牧师为所有与会的人员主持仪式，传经布道。

看了电报，白牧师有些踌躇。他原本已筹划着大家一起过复活节，不仅因为那是他心中最神圣的节日，更是想到我和伊莎白将来成婚，一起回国，便说不准何时能再在一起了。

白牧师和伊莎白商量此事，倒是伊莎白执意劝她父亲不要因为担心我们而放弃了这个机会。毕竟在这神圣的时间里，能为上帝的功业和我们共同热爱的中国做贡献，是最好不过了。听伊莎白这么说，白牧师也释怀了，而我和伊莎白心里想必也都为着这段我们此前从未有过的“独处”时间有些紧张的期待。

到了复活节前的周五，我接着了培真的电话。他听起来少了几分日前的热情，而多了不少疲惫。我问他是否还好，他只是说书完稿在即，几天没睡，怕是累了。他虽是没说，可声音里应该还能听出一点隐约的盼望，或是盼望我能去看他？

那天我已经答应了伊莎白带着两个女孩子去特利蒙街买找彩蛋的衣服。我不愿意变了计划，也就只是敷衍地与培真对答。如此说了不到两分钟，自然说不下去，只得把电话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