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小六子刚刚过来说,师座今天晚上不回来了。”
我点了点头,示意已经知道了。
这些天赵正南格外的忙,不回来过夜也是常有的事情。
回来的时候,也是一身的疲惫和紧锁着眉头。
听说两方的高级领导在武汉会谈,商议的是摒弃前嫌,共同抗日的事。
这本来应该是好事,可是双方在以前就摩擦不断。
如今虽然说是共商敌日之计,却也不过是面合心不合罢了。
所以各自的防范也不敢有丝毫放松,更有甚者,南京方面的某些人士主张悄然暗杀共方的领导。
到了二十七年(1938年)二月的时候,南京终于结束了日军的大屠杀。
但是新的局势,又开始危急起来。
日军侵占南京后,想北渡长江,与华北的日军自山东连成一线,攻占华东的战略要地徐州。然后沿陇海铁(兰州-连云港)路西取郑州,再沿着平汉铁路(北平-汉口),准备夺取武汉。
李将军调集了六十余万军力,集中主力,在徐州以北地区抗击北线日军南犯。
剩下一部兵力部署于津浦铁路南段,阻止南线日军北进,以确保徐州。
四月的时候,台儿庄传来大捷,歼灭一万多日军的消息,让整个武汉陷入了一片欢腾之中。
此次大捷,极大的鼓舞了全民的士气,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可是到了五月中旬,前方越来越惨烈的战报不断传到武昌国府的案前。
徐州突然面临的严重危机,日军的意图是要围歼徐州军队主力。
若徐州那五十个精锐师被日军吃掉,还抗什么战呢?
日军的企图已经暴露,再死守徐州已不现实,所以国府的领导人们主张,赶紧突围,放弃徐州。
赵正南得知到了国府的决议后,立刻让我们收拾东西,立刻往重庆撤离。
虽然武汉目前还算安全,但是与日军一战在所难免,所以我也没有任何异议。
从上海带来的东西,除了日常需要用的一些以外,都没有怎么拆开,所以收拾起来也倒是简单。
决定了方向以后,赵正南和我就立刻着手安排西赴重庆的事情。
六月,已经令武汉的形势逼近临战气氛之中。
为了阻止日军西进,蒋总下令掘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以阻挡日军,造成黄河改道,形成大片的黄泛区。
而在武汉的国府机关,开始陆续西迁重庆。
我们便跟随着这群大部队,开始往重庆转移。
而赵正南和毓薏,则是奉命留在了武汉,使得我们再一次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