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了保障漕运畅通,在黄河北岸修筑了双重大堤,使黄河南流,这种强行改变黄河流路的做法,使黄河在黄淮平原肆意泛滥。
明初黄河在河南境内南决北决,导致黄河南北分流。影响了山东张秋段的运河畅通,也影响到了徐州段的漕运畅通,为了保证漕运畅通,解除黄河水患对张秋运河乃至徐州运河的威胁。
从永乐年间开始修筑自河南府黄河北岸的孟县沿黄河向东至开封府堤防。此后,又在黄河南北两岸筑大堤,其中在黄河北岸筑起了数百里的太行堤,又在太行堤之南,黄河之北岸荆龙口等口又筑新堤。
通过这次“治理”,黄河南行回归到贾鲁古道,张秋运河也没有决溃隐患,徐州运河也暂时安然无恙。
然而,人为的筑起堤坝阻挡黄河北流,违背了水往低处流的自然特性。加之黄河含沙量大的自然属性以及黄河中上游水土流失严重的问题,顺流而下的泥沙都沉淀在贾鲁古道中,河床迅速淤高,迫使黄河在其南岸地势较低的河南归德府、山东兖州府西南部、南直隶北部的徐州直至淮安府等地决口改道泛滥,以徐州最为严重,不但影响到济宁以南运河的畅通,而且整个黄淮平原都遭遇着黄河水患的肆虐。
到嘉靖及之后,黄河改道决溢更加严重,《明史》记载:嘉靖五年,黄河又“东北至沛县庙道口,截运河,注鸡鸣台口,入昭阳湖。汶、泗南下之水从而东,而河之出飞云桥者漫而北,淤数十里,河水没丰县,徙治避之”。
嘉靖年间关中地区发生大地震,直接造成50万人死亡,随之而来的就是黄河倒流,造成了更大的灾祸,而这次黄河倒流,虽然有地震天灾的影响,但更多的是明朝积年累月下的“人祸”。
直到万历七年,明朝政府启用潘季驯治理黄河,才暂时扭转了弘治以来黄河河道不断改变的混乱情况,但并没有改变黄河对黄淮流域肆虐的局面。
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法子。
再次,黄河泛滥给黄淮平原带来了严重的土地沙化和盐碱化。饱受黄河水患的黄淮平原,在大水之后,沉淀下来的大量泥沙,带来了严重的土壤沙化和盐碱化,以开封府最为严重。
开封在明初,祥符县已经多盐碱地,政府在此地不是征收粮食,而是征收硝、盐,每户每月需要向官府纳税焰硝六十余斤,小盐三十余斤。
明代中后期,开封已经出现了风起黄沙飞的景象,这大概可以看做开封“沙化”的起点。中牟县、杞县等县治在黄河漫灌后造成土地沙化和盐碱化。土地沙化和盐碱化后,会导致耕作困难,土地贫瘠。土地沙瘠化,对于百姓的打击是持久和严重的。
黄河泛滥使良田变为沙荒,洼地沦为湖泊,沃土化为盐碱,生产生活遭到破坏,社会经济凋敝。
黄河水患催生出河工频生,这种人为因素给黄淮平原的百姓带来了更加沉重的灾难。
曩者河水为患,薄近城邑,修筑堤岸,劳费财力。受河之害既深,受治河之害倍深。
治理黄河需要的之埽夫、堤夫、堡夫等都需要老百姓出人出力,当地的老百姓不仅承担着河工的劳役,还要背负治理黄河所需要的费用。劳役原则上或为雇佣,或为按亩摊派,但在实行的过程中多为强派。
而这些,说到底都是因为大明朝治理黄河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漕运,改变了“水往低处流”的特性。
大明京师九边的粮草全靠大运河供给,但大运河是南北向的,黄河是东西向的,因此两者必有交集。数千里黄河挟带滚滚泥沙而来,自然对运河造成巨大的冲击。
而明朝廷治河效果的标准,却不是看黄河如何,而是漕运是否通畅,只要能保证漕运通畅,那便是治河有功,否则,即便黄河治理得再好,那也是有过无功。
像潘季驯是真的不懂根治黄河水患么?
不,只是对于朝廷局势的无奈妥协而已。